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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的覆亡与文景之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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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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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墓的修建，就需要当时全国的劳动力每人服役１２０多天。秦二世胡亥即位后赋敛无度，继续大兴徭役，修造阿房宫，发民远戍。这种无休止、无尽期的征发，造成“丁男被甲，丁女被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的悲惨景象。徭役繁重，征伐频仍，必然需要大量的粮饷物资供应，必然加重人民的赋税负担。秦朝的地租原定为十税一，另有口税。可是后来却增加到占农民全年收入的２／３以上。被榨干脂膏的农民，不得不“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庸君佞臣加速了秦王朝的垮台。秦始皇的最大失误之一，是未能在生前确立太子扶苏的领导地位。扶苏亲眼见到秦始皇实行的繁重徭役、过度赋敛和苛刻刑罚，造成了社会危机，曾屡次劝谏，因而被贬到上郡，不许他在咸阳过问政事。秦始皇直到行将去世，才下诏要扶苏回咸阳，想让他继承王位。但为时已晚，“沙丘之变”使秦始皇一生最后一个不失为明智的考虑化作泡影。扶苏被假诏书“赐死”，胡亥在赵高等人的阴谋策划下登上了皇位，从此加速了秦的败亡。胡亥名义上执政，大权实则被赵高独掌。赵高玩弄权术，使胡亥不理朝政，而自己则恣意“指鹿为马”，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混乱与诛杀，使大批忠臣良将死于非命，严重削弱了统治的中坚力量。后人因此评论说：“秦使赵高执辔而覆其车。”
二
记取秦亡教训，是汉初从高祖、吕后到文帝、景帝几朝君臣都十分重视的。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前后持续了４０多年，进而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其中的佼佼者就是贾谊的《过秦论》。正是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西汉政权采取了诸多改进措施。
“民为政本”。追随刘邦定天下的政治智囊陆贾，在西汉政权立足未稳时便已开始思考秦亡的教训。他在《新语》一书中指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又说，古今帝王成败之道，最根本的一条是能否“得民”。陆贾的主张，反映了汉初社会休息民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客观要求，又是新政权施政的当务之急，所以被高祖和群臣所激赏，并成为此后几十年里“无为”政治的指导思想。文帝时，贾谊以“过秦”为题写了３篇文章，对秦亡教训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进一步丰富了陆贾的认识。他指出：“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还进一步指出：人民是一切的根本，最有力量的是人民。“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这些见解，对于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无疑具有极强的鉴戒作用。
抑制商贾。刘邦即位之初，社会经过长期战乱，城市人口散亡，经济凋敝。商贾乘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有的还用钱购买土地，同新兴地主争夺土地与劳动力；有的则凭借巨额财富，操纵物价，并有意给官府制造困难。当时农民之所以贫困，重要原因是商人的盘剥，刘邦看到这种情况对于恢复人民生计、稳定社会秩序，是很不利的，因此决定采取抑制商贾的政策。规定商贾及其子孙不得为官吏，商贾不得拥有私有土地，加倍征收商贾的算赋，等等。
“扫除繁苛，与民休息”。有鉴于秦“赋敛无度”、“戍徭无已”的教训，汉初施行了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休息”，指的是政府征调赋税徭役以不影响农业生产为度；“无为”，则是要求政府不要在赋税徭役制度之外额外征调，少干甚至不干无端扰民的事，以免影响农民生产。
首先是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保证从事农耕的时间。如惠帝修筑长安时，使用奴隶与刑徒代替农民；吕后改戍卒的终身服役制为一岁而更之制；景帝把成年男子的始役年龄从１５岁提高到２０岁。文、景时期，几乎没有征发农民筑城、建宫殿、修坟墓及其他劳役的事情发生。这一切表明，西汉前期确在尽一切可能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
其次，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西汉之初，刘邦就已减田租率为“什五税一”。以后，惠帝、吕后时期也没有改变。文帝前元二年和十二年，曾两次宣布减当年田租率为三十税一，前元十三年，又免除全部田租。景帝以后，基本确立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这些措施，使秦末以来受到巨大破坏的农业经济，很快获得恢复与发展。到汉武帝即位时，国库盈溢，社会财富已是相当充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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