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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的覆亡与文景之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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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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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蠲除苛繁”，更新法制。秦王朝几乎全盘继承了奴隶制社会的一套严刑峻法，以暴虐治天下而天下亡。对汉初统治者来说，这个教训特别深刻。刘邦入关之初，就谴责秦“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的苛法。汉初在法制上的改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意依法办事，吏治较清明；二是在法制内容上有不少更新，刑法较前大为宽松。
亲善邻邦，稳定边防。秦朝初年周边民族不断内犯，秦王朝不得不多次对周边民族用兵，导致国力衰落，这对于西汉政权也是十分深刻的教训。刘邦初时虽有贸然进攻匈奴之举，导致“白登之围”，几乎丧失建国之基，但事后冷静分析了形势，改以“和亲”代替战争。吕后时，尽管匈奴冒顿单于骄傲无礼，还是以友好和善的方式对待之，并许以“和亲”。文、景两帝，也都实行与匈奴和亲的友好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匈奴对北部边境地区的袭扰，为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虚心纳谏，重用直臣。汉初的政治智囊们普遍认为，秦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君主肆其淫威，堵塞言路。所以不时提醒最高统治者：如果朝廷上听不到一句不同意见，离垮台就不远了。汉初的几位帝王比较清醒冷静，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使贤者各尽其言，无疑是受了这些见解的启发或影响。当初刘邦攻进咸阳后看见秦宫的珍宝美女，曾经心旌摇荡，在受到樊哙责问后，便立即打消了贪图眼前富贵的念头。刘邦晚年还割爱纳谏。他喜爱戚姬及戚姬生的赵王如意，有意废太子而立如意。但群臣认为，自古长子为太子，如果没有大错是不能废的，凭一己好恶而废立，是为政之大忌。高祖终纳群臣所谏，舍所爱而不废长立幼。
汉武帝敢于杀伐决断，执法严厉，是出了名的，但总体上也善于听取臣下的意见，喜重用直言相谏的骨鲠之臣。为了避免偏听偏信，使下情上达，他还鼓励“四方之士多上书言得失”。在他治下，形成了一种言路宽、忌讳少的政治清明局面，有不少大臣敢于犯颜直谏。大臣汲黯曾当着众臣之面批评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武帝听后大怒，拂袖退朝。然而汉武帝并没有因此怪罪汲黯，相反，对汲黯更加信任敬重。重用直臣，采纳大臣们提出的正确建议，对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起到了良好效果。元朔二年，主父偃上“推恩策”。汉武帝采纳了其建议，解决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问题，加强了中央集权。
倡俭抑奢。秦王朝统治者“大兴土木”，追求奢侈腐化的生活，为此而征用的徭役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导致天下反抗。汉初统治者吸取了这一教训，诸事尽量从简，节省财政开支。“文景之治”更是开创了接连两代清明的俭朴之风。而倡俭抑奢之风的形成，首先与统治集团对奢靡的重大危害的清醒认识大有关系。文帝之前的社会状况，一方面是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由凋敝走向复苏；另一方面是复苏的经济面对日益见长的奢靡之风，呈现出不堪其负的态势。对此，贾谊在《治安策》里，有非常形象的描绘。大致可以概括为：衣饰务求华丽，饮食务求铺张，居陈务求虚荣，视听务求声色。富人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几乎吃尽了五方美味；至于歌舞翩跹、灯红酒绿的淫荡生活，商贾富户竞相攀比，花样翻新。这样一来，生产与消费出现了失衡的状况，“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于是，初步稳定下来的社会局势又显得动荡不安了：杀父害兄、谋夺家产者有之，偷盗宗庙门帘祭器者有之，白昼抢劫肆意行暴者有之，诈骗粮食赋税者有之，伪造凭证巧取暗夺者有之，乘坐公车、挥霍国家资财者有之。总之，为奢靡而追求财利，什么道德良心、社会规则，都难以阻止人们去铤而走险。在痛陈了奢靡之风的危害之后，贾谊指出：当前为政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抵制奢靡，倡导俭朴之风；穷家底只有过紧日子，社会才不会由于经济失衡而陷入危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移风易俗”，从而“使天下回心”。贾谊的主张深为新即位的汉文帝赏识，并决定把倡俭抑奢作为一项保证长治久安的根本政策加以推行。
贾谊还指出，倡俭抑奢必须有制度保证。贾谊的这个主张也得到了文帝的采纳。当时，奢侈现象在官宦显贵中尤其严重。比如，淮南王刘长，自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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