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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春秋周秦礼制文化比较简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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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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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周公礼制作乐时代，因为周公成王之后几乎没有以人为牲的情况了。但周武王时代还有以人为牲的现象。克殷之后周武王用人牲多达40人，甚至100人，正是继承殷礼的明确证据。《左传》昭公十年鲁国“始用人于亳社”，其时还在齐国的臧武仲听到后便说：“周公其不飨鲁祭乎?周公飨义，鲁无义。……将谁福哉?”因为周公是以“义”去享用祭品，而以人为牲是最大的不义，周公能去享用这种人牲吗?既然周公不再享用鲁人的人牲与祭品，也自然就不再去福佑他的后人了。大概周公在制礼作乐中就是以“义”作为原则，废除了文武王时代继承殷礼而袭用的以人为牲制。《左传》文公十八年鲁太史克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事民。’”这里所说的“则”就是法则制度，制定法则制度是为了“观德”，而讲德是为了追求事功，追求事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事民”。既然如此，怎么能以人作为祭祀品呢?所以宋国司马子鱼在反对以人为牲时就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这正好与鲁太史克所说“周公制周礼”之时的目的相同。鲁国臧武仲反对人牲所说的“周公其不飨鲁祭乎”，原因也正在这里。以此可见，废除以人为牲之习大概就在周公制定周礼之时，这也与文献和考古所见西周春秋时期的实际情况相合。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周王室及其姬姓诸侯大都废除了人牲制，但秦国在春秋时仍与东夷一样实行人牲制。西周春秋时秦国实行的人牲、人殉制，正好说明了秦人礼俗不合周礼，却与东夷相合，正反映了秦人的文化渊源并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秦人的最初来源。
(二) 秦人用牲之多不合周礼
秦人祭祀时用牲甚多，《史记·秦本纪》谓秦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鹿阝”。周礼对祭祀的牲品之数作了严格限制，最多不超过十二。《尚书·召诰》与《洛诰》记载了成王时期召公周公在建成周洛邑前后的两次祭祀：《召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洛诰》：“戊辰，王在新邑祭岁，文王，马辛牛一，武王，马辛牛一。”这两次用牲情况已与武王时期有了完全不同的特点：即数量极少。同样是祭祀上帝天神，《召诰》中周公用王室之礼用牲仅“牛二”，而《秦本纪》秦德公以诸侯身份祭祀鹿阝畤，竟然用了300牢，二者相去甚远。说明秦人的祭礼并不用周礼。
在周礼之中，从天子到士大夫的祭祀用牲之数有明确的规定。《周礼·秋官·掌客》说周王“合诸侯而飨礼，则具十有二牢”；《大行人》说：“上公之礼九牢，诸侯诸伯之礼七牢，诸子诸男之礼五牢”。《左传》哀公七年记述当时为诸侯霸主的吴王派人到鲁国“征百牢”，鲁国最初拒绝了，其理由是“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今弃周礼，而曰必百牢，亦惟执事”。这说明周初在“制礼”之时规定祭祀用大牲最多是十二，是“天之大数”；超过此数，便是“弃周礼”。观射父曾告诉楚昭王周代的祭祀用牲的一般情况是：“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大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性，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国语·楚语下》)依上可知周代牲品的排列次序是：鱼→特牲→少牢→特牛→大牢→会。可见，观射父所说的“会”不会超过祭祀时的“天之大数”：十二。周礼祭品甚薄甚少：“郊，礻帝不过茧粟， 尝不过把握。”(《国语·楚语下》)这是因为周人的祭祀原则是“夫神以精明临民者也，故求备物，不求丰大。……”(《楚语下》)。韦昭注“备物”是“体具而精洁者”，这就是说祭祀的牲品要求形体完整无损且为洁净的精品。从《春秋》郊祭上帝之礼来看，若牲品受损，则宁愿取消郊祀上帝的机会，也不愿把次品送上祀神的灵台之前[6]。周礼祭祀所用牲品“不求丰大”，只求体全而精洁，因此对祭祀用大牲的数量有十分严格的规定，用牲之数量多不超过十二，超过这一标准便被认为是背弃了周礼。以此再来看《史记·秦本纪》中所记的用牲情况，秦德公竟以“牺三百牢祠，鹿阝”，显然是不合周礼的。
二、 秦人用人制度不合周礼
从用人政策上看，早在春秋时期秦国公室不用亲族众弟而大量使用异族贤能之才。对此，战国秦汉时期的后儒颇有微词，而其他处于底层渴望上进的战国诸子却为此拍手叫好。春秋时代秦国无严格的宗法制度，因此秦人不用诸弟为大夫，遭到守宗法之礼者的讥刺。《公羊传》昭公元年说：“夏，秦伯之弟，钅咸出晋。秦无大夫，此何以书?仕诸晋也。曷为仕诸晋?有千乘之国，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谓之出奔也。”《公羊传》文公十二年谓秦国国君打破“秦无大夫”——不用诸弟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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