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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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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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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对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历史背景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说法。他认为，“战国以来，儒教已逐渐在中国的大传统中取得了主导的地位。‘先富后教’早已成为汉代一般儒生的天经地义”，这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文化背景”。又说：“汉代皇帝终于承认儒教的正统地位与其说是由于儒教有利于专制统治，毋宁说是政治权威最后不得不向文化力量妥协。”②
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是一些西方学者对属于知识阶层的精英文化和属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民大众的通俗文化的区分。③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来说，区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是否确切，我们姑且不论。但人们有理由对余英时的上述观点提出疑问：如果战国以来儒教已逐渐在知识阶层的精英文化中取得了主导地位，那么对秦朝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和汉初崇尚黄老的社会思潮应该怎样解释呢？余英时在书中的另一个地方说：“《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列举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为汉初的六大思想流派，这大概可以代表当时的大传统。不过严格地说，在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则只有儒、道、法三家。”④前后两种说法，究竟应以哪种说法为准呢？秦朝灭亡以后，特别是汉惠帝四年除挟书律之后，诸子百家的思想又活跃起来。刘歆在致太常博士书中说，文帝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①刘歆移书太常博士，是为了争《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于学官，但他所说文帝至武帝建元年间儒家与诸子传播的情况当属实情。董仲舒在建元年间应诏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②也说明在武帝“独尊儒术”之前，儒学在“大传统”中是谈不到已取得“主导地位”的。 汉武帝“独尊儒术”，得到了一批文化精英的拥护和支持。但武帝之所以尊儒并不是“政治权威”对文化力量的“妥协”，而是出于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需要。众所周知，儒学在汉武帝以前，是屡遭“政治权威”冷落和压制的。汉高祖“不好儒”，甚至解儒冠溲溺其中。③陆贾对他说了一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刘邦虽然令其著《新书》，“述存亡之徵”④，但并未因此而尊儒。汉文帝对贾谊的学识是很欣赏的，在贾谊被谗毁而贬官长沙之后，还曾征召他入京见面。贾谊本以为可以再陈治安之策，但文帝却只“问鬼神之本”⑤。“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⑥。年轻的武帝初即位时，有推崇儒术的意图，却受到窦太后的掣肘，招致了赵绾、王臧的杀身之祸。儒家学说在汉初六七十年之所以得不到统治者的青睐，主要是因为它不适应封建国家清静无为的政治需要。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时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这个评论对于汉初的儒学来说，是颇中肯綮的。汉武帝“独尊儒术”，除了有他个人文化喜好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汉帝国当时的形势不但需要也有可能改变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采取一种更有利于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统治的政策。汉武帝一方面表彰儒术，另方面又任用酷吏；他所赏识的官员，大多是像公孙弘、张汤这种“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⑦的识时务者。崇尚黄老学说的汲黯曾批评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①憨直的汲黯认为武帝是表里不一，其实武帝并没有完全采用儒家的学说和理念，他的治国方略更确切地说是后来汉宣帝所表达的“霸王道杂之”的儒法并用。论者通常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罢黜百家的建议来自号称“大儒”的董仲舒，他在对策中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②这一建议就其实质而言，与李斯建议秦始皇“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一样，都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措施。汉武帝比秦始皇的高明之处，是他并没有听从董仲舒的意见，用政治权力灭绝“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百家之说，而是采纳公孙弘的建议，设太学和郡国学，立五经博士，为博士置弟子员，又广招文学贤良，为儒生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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