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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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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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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冯翊时，“民有昆弟相与讼田自言，延寿大伤之，曰：‘幸得备位，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重使贤长吏、啬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冯翊，当先退。’是日移病不听事，因入卧传舍，闭阁思过。一县莫知所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系待罪。”讼者宗族看到郡县长官和乡官都为此引咎自责，纷纷责备这两昆弟。争讼的两昆弟也深自悔过，“皆自肉袒谢，愿以田相移，终死不敢复争”。③整个事件的过程，从韩延寿“移病不听事”，到属县“令丞、啬夫、三老亦皆自系待罪”，再到韩延寿“乃起听事，劳谢令丞以下”，恰恰表明韩延寿不是以“师儒”的身份，而是以郡太守的身份在为推行教化作表率。余英时认为韩延寿“自始至终都是以‘师儒’自居，其举措都和他的‘吏’的功能无直接关系”，显然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汉书·元帝纪》载，元帝立为太子时，“柔仁好儒”，他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曾谏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听作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他还感叹说：“乱我家者，太子也！”所谓“汉家制度”，更准确地说，是指汉武帝以后的制度。汉宣帝反对“纯任德教”，不喜欢“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俗儒”。但他并不忽视推行教化，多次诏郡国二千石“谨牧养民而风德化”，“举贤良方正可亲民者”及“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①他多用文法吏，但并不放纵文法吏滥用刑罚。元康二年诏曰：“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实，上亦无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称，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②余英时认为，“宣帝表面上对循吏教化的敷衍正可看作政治势力不得不和代表着大传统的儒教取得妥协”③。这种说法不但对汉宣帝不公允，也于史无据。汉宣帝在位期间循吏之所以辈出，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他自幼生长民间，“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故而即位后十分重视吏治。他常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仇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④《汉书·宣帝纪》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治愈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这个评价应该说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汉宣帝主张为政要“霸王道杂之”，用人不拘一格，“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怎么能说他只是不得不和儒教“妥协”而表面上对循吏教化“敷衍”呢？
《汉书·循吏传》在谈到宣帝朝的吏治时说：
“是故汉室良吏，于是为盛，称重兴焉。若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之属，皆称其位，然任刑罚，或抵罪诛。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
余英时在阐述“教化型的循吏”辈出于宣帝之世时，引用了这段文字。但他把文中“若赵广汉”至“或抵罪诛”这几句删节了，于是读者所见的“汉世良吏”就只剩了王成以下诸人。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和张敞5人，除韩延寿“上礼义，好古教”之外，其余4人皆以明察严酷著称，严延年在《汉书》中且列入《酷吏传》。余英时把他们从班固所称的“汉世良吏”中删掉，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符合他心目中“循吏”的标准。其实，能够关心民间疾苦的“良吏”，并不限于儒生出身的“循吏”；而儒生出身的“循吏”，其推行的教化也未必没有伪饰。赵广汉出身郡吏，为官明察苛严，任颍川太守时打击豪强大姓，“诛原、褚首恶，郡中震慄”；后为京兆尹，“京兆政清，吏民称之不容口。长老传以为汉兴以来治京兆者莫能及”。①而名列《循吏传》的黄霸，虽然在颍川太守任内被传颂“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善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以此得到了汉宣帝的褒奖，其后还升迁丞相并封侯。但他把飞集丞相府的鹖雀附会为神雀，上奏宣帝以为祥瑞。京兆尹张敞揭穿了黄霸的弄虚作假，并指出其在颍川所作所为乃是倡导官属“并行伪貌，有名亡实，倾摇解怠，甚者为妖”。黄霸因此“甚慙”。②另一个名列《循吏传》的王成，任胶东相时“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甚有声”，以此得赐爵增秩。但王成死后，也被揭露所谓招怀流民八万余口，乃是他“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③可见有些以推行教化著称的“循吏”，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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