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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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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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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吴广起义后，“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③。余英时认为，“人民之所以对秦吏普遍地不满则是因为他们对于‘吏道’另有一套看法而和秦廷的观点恰好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儒家仁爱教化的吏道观念长期以来早已在大传统中生根。秦代法令虽严苛，却始终不能把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从一般人的心中完全消灭掉”。④把秦末人民大起义的爆发归结为儒家和法家两种吏道观念尖锐对立的结果，这个观点很难有足够的实证材料来加以支持。秦朝法令严苛，吏治刻深，固然与其奉行法家学说有关，但秦始皇、秦二世和赵高的暴虐无道，却与法家学说没有必然的联系。秦国自商鞅变法后，法家思想在政治生活中一直占统治地位。秦昭王时，荀子入秦，曾指出秦政之短在于“无儒”，可是他对秦国的吏治还是大加称赞，认为“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⑤贾谊在《过秦论》中也曾指出：“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⑥法虽繁，刑虽严，如果吏治清明，执法公正，并不一定就会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如果吏治腐败，暴虐无道，繁法严刑就必然引起“百姓怨望而海内畔”。贾谊说：“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风”，“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⑦可见六国知识阶层和一般百姓的大部分人对于秦的统一是拥护的，并不存在着儒家大传统的观念与“秦廷的观点”尖锐对立的问题。西汉的政论家和思想家对于秦朝之所以短祚大体都有一个共识，即认为秦始皇在实现统一大业之后，本应让百姓安居乐业，恢复由于长期战乱而凋敝不堪的社会经济，可是他却急于出兵匈奴和百越，又修建阿房宫、骊山墓，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赋税徭役负担，以至于“男子疾耕不足以粮餽，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⑧，社会生产完全被拖入绝境。陈胜、吴广起义后，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向秦二世谏说：“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①但秦二世不但不听忠言，反而将他们下狱治罪。秦二世和赵高的黑暗统治，导致了秦朝“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②。正是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秦朝统治集团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秦统治集团与六国贵族残余势力的矛盾等等）积聚和激化的结果，才导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之后，天下纷纷响应，而煊赫一时的秦帝国也就顷刻瓦解了。“阬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③。儒家的思想学说在秦末人民大起义中所起的作用实在非常有限，用儒法斗争的观点来说明秦末人民大起义的爆发和秦朝的灭亡，这种观点显然难以成立。
四、“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与知识阶层的文化使命
汉初的统治者崇尚黄老思想。惠帝、吕后之时，“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④。曹参相齐，盖公劝他“用黄老术”，“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⑤文帝“好刑名之言，及至景帝，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⑥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之所以支配了汉初的政治生态，从根本上说来，是当时社会经济的客观要求和人民的愿望所决定的。秦朝的暴政和楚汉战争给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汉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⑦。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只有轻徭薄赋，减省刑罚，使人民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宽松的环境从事生产，才有可能恢复凋敝的社会经济，使新王朝的统治得以巩固。为政不要劳民、扰民，这是当时各个学派有识之士一致的意见。陆贾经常在刘邦跟前称说《诗》、《书》，鼓吹“行仁义，法先圣”⑧，其学术渊源应属儒家。但他也主张“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认为“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⑨，以至于有的学者把他称为“新儒家”或“新道家”。
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并不能消除各种社会矛盾。贾谊在向文帝的上疏中，就直言当时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徧以疏举”。他还指出：“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①吴楚七国之乱，证实了贾谊关于“天下少安”的忧虑并非危言耸听。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剥夺同姓诸侯王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消除了诸侯王进行分裂割据的隐患。汉武帝即位后，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措施。与此同时，封建国家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也摒弃黄老学说的清静无为，大力推行“独尊儒术”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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