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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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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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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广阔的仕途。儒学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因而得以树立正统地位，而“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③。
汉武帝尊儒诚然有粉饰太平的用意，但余英时说“儒家养民、教民的基本教义则好象并没有博得他的同情”，这种看法似也值得商榷。《汉书·武帝纪》中的一些诏令，表明他是关心“养民”、“教民”的。如元鼎二年诏曰：“仁不异远，义不辞难。今京师虽未为丰年，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今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 元朔五年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公孙弘时为丞相，正是据此请为博士置弟子员的。
余英时认为文景之世的循吏多因循黄老无为式的治民之官，而在司马迁之世，积极从事“先富后教”的循吏也尚未成为普遍的典型。这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见解。本来，“先富后教”型循吏之代替清静无为式的循吏，这个现象正好说明封建政治文化生态的演变，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官方意识形态的转变有密切关系。但余英时却从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分野”的固定观念出发，认定“先富后教”型的循吏是以“师儒”的身份推行教化，“循吏在发挥‘师’的功能时，他事实上已离开了‘吏’的岗位；他所奉行的不复是朝廷法令，而是大传统的中心教义”①。余英时的这种观点，涉及到对封建官僚本质的认识。循吏作为封建官僚，他们的本质究竟是“师”还是“吏”？我们不妨就余英时所举出的几个循吏典型来略作分析。
余英时说，文翁在任蜀郡守时实行的教化，“不是‘吏’的功能，而是‘师儒’的作用”②。事实是否如此呢？《汉书·循吏文翁传》说：
“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齎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閤。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
引文是长了些，但它却很能说明问题。文翁分明是一个善于把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结合起来，利用郡守的权力推行教化，并为封建国家培养官僚后备军的循吏，怎么能说他所发挥的“不是‘吏’的功能，而是‘师儒’的作用”呢？试问汉代哪位不是官吏的师儒，有如此能耐呢？
余英时举出汉武帝时期另一个具有“吏”和“师”双重身份的循吏是兒宽。兒宽任左内史收租税时，“时裁稠狭，与民相假贷，以故租多不入”③，因而差一点受到免职的处分。余英时以此为例，说明当循吏的“两重身份发生抵触时，他往往舍‘法令’而取‘仁爱’”。④在谈到左内史治下的人民听到兒宽可能被免职的消息后，纷纷自动补缴租税，使兒宽“课吏以最”而得以免职时，又说兒宽“受知于武帝仍在于他是一个能执行法令的能吏，而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仁爱教化’的循吏”。⑤其实，兒宽对一时不能完租的农民假以宽限，可以说是为官的善政，但与“师儒”无关。汉武帝对他的赏识，显然也不能说只是欣赏他能执行法令而并不欣赏他推行教化。《汉书·兒宽传》载，兒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说他有儒家的文化背景当无问题，但他之发迹，是由于他为廷尉张汤代草奏疏，受到武帝的赏识。可以说，兒宽是一个深谙儒学而又能“以古法义决疑狱”①的官吏。兒宽治民，“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民心”。但他又善于迎合汉武帝的意向。武帝欲仿古巡狩封禅，“诸儒对者五十余人，未能有所定”。武帝问及兒宽，兒宽说：“享荐之义，不著于经”，“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群臣之所能列。”武帝听了十分高兴，“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②《汉书·循吏传》未收兒宽传。余英时认为兒宽够得上称为循吏，未尝不可，但认为当“吏”和“师”的“两重身份发生抵触时，他往往舍‘法令’而取‘仁爱’”，这就无从说起了。
受到余英时特别注意的另一位循吏是韩延寿。《汉书·韩延寿传》载他为颍川、东郡等郡太守，“上礼义，好古教化”，“令行禁止，断狱大减”，所在称治。他为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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