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安徽六安为例⑤。

    咸丰四年（1854）四月，六安被太平军攻克。六安西乡九保各绅董纷纷“起练”、“起勇”，“简精锐、整器械、密暗号、严侦探”，并齐集苏家埠保，约期攻城。失败后，举人李元华等再檄东北乡各保绅董，各领练勇，分四队攻城取胜。咸丰帝以六安官绅“不费公家一兵一饷，力克坚城，为军兴以来所未有”，将有功各绅分别授予文武官职：茅念劬为直隶州知州、李元华为知州、赵霖为守备等。

    可知六安各绅在州城被太平军攻克后，以保甲团练为基础“起练”、“起勇”，组织了基层社会的专业武装“练勇”，并率之攻城复城，而“不费公家一兵一饷”，说明这支“练勇”初起之时，完全是基层社会组织自己的武装。然其后各绅分别被授予文武官职，特别是“守备”这样的绿营武职，则反映了清官方将其纳入上层军力结构的企图。

    六安克复后，“官绅招居民编练丁以备城守”，时福建陆路提督秦定三率绿营兵勇15000名至，檄六安练总曹远荣为前导。曹远荣将秦军导至资助其练勇的“旌德吕姓”商贩积谷所在地酆镇驻扎，而后传集各保绅董共议助攻。有举人尹宝圭献策“攻舒（城）保六（安）”，遂商定各保按贫富大小，定所出“练勇”之多寡；其不得力者，“则出资如所派”，曹远荣“别募精壮以应之”。这些“练勇”统一号称“曹勇”。六月，“曹勇”齐集，不下一万数千人。“绿营居锅底山，而曹勇星罗棋布分据各村庄”。秦定三乃“传队分路”进攻舒城，并于城外击退太平军援军。曹远荣因之被“钦授”五品衔，尹宝圭授知县，“均赏蓝翎”。十二月，城犹未下，各绅董“忧费之不继”，与曹远荣议裁勇数，留勇2500名，其中200名分驻招庆寺等各保防合肥土匪，2300名随营。翌年四月，“盐菜钱竭”，曹远荣通禀各大帅，安徽布政使“拨解银一千两”；知州茅念劬调曹远荣之子曹继文赴西乡剿匪，获匪掠竹木，变价得钱七千余串，拨充勇费。秦定三在舒城城下建立营垒，将曹勇分为五营，围其西北；调孟勇、舒勇围其东；自率贵州开化兵勇掘两条地道，即将穿城。城南又有桐城绅士胡子卓招募练勇。太平军担心合围，于咸丰六年（1856）正月撤出。是役“历时二十一月，用费三十余万”，东南乡32保各绅董“竭力筹办”，居民“竭力输将”，曹远荣晋四品顶戴换花翎，尹宝圭晋知州。既克舒城，秦定三调“曹勇”进攻桐城，曹远荣以无饷辞。安徽巡抚命庐州知府、颍州知府会筹。遂选勇一千名，以舒城、桐城、六安各负担三分之一饷糈。

    以上可知六安各绅统率号为“曹勇”的“练勇”出战舒城，参与了以秦定三为首的绿营军的征战。特别是当年十二月裁勇后，有2300名“曹勇”正式随营。此“练勇”与绿营原招募的“勇”多有不同。绿营原招募的“勇”，“非饥饿无赖，即枭桀不逞”，“苟钱谷丰裕、赏赐优渥，可激使一战，战亦浪战无法，乘胜争利，易蹶主将”；若“小不如意，睢目而疾视，沙行而偶语。一旦有急，铤而走险，不能有益，适足为祸”。有的“勇”招自外地远乡，如“广勇”、“潮勇”、“川勇”，多为强宗豪姓素昔蓄养，抱结成团，“苦大帅统之无方，驭之无术。良者弭首而就法，强者长啸而远引”⑥。而曹勇这样的练勇，其成分则为本乡本土有家有业、为保卫乡土家业而战之人，不是为勇费而来的市井无赖；其首领则为本地各族绅士——冠之以“曹”即可为证，其下营官、司粮饷出入、劝捐文案亦均为本地各族绅士。如此，战斗力自然增强许多。然此“练勇”与后来的“勇营”仍有不同：其仍为绿营附庸，受绿营将领指挥，勇费、粮饷也部分官拨。在这些根本点上，随营练勇——“曹勇”与绿营原来的“勇”无大分别。而随军“练勇”由官方支付费用，似乎最初是人们的共识。咸丰帝自己曾说过：“广东候补千总香山县武举韦允开于道光二十一年以团练义勇为名冒领帑项肥己，朕无不俯允所请。”⑦安徽巡抚蒋文庆奏陈“安徽招募练勇事宜”之前，也曾先上“募勇留饷请饬核实办理”一折，请将全省上下忙地丁关税契杂监银通计约一百三十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