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万两一并存留，作为防堵之用。
但是由于财政支绌，清统治者在绝大多数场合，要求“练勇”自行解决经费，也就是由基层社会组织捐输解决。如此，各级军政官员将“练勇”直接招募入营的做法一直受到限制，而更多地采取调集各地“练勇”配合作战，或联合作战的办法。这使附于绿营的“练勇”，成为绿营旧“勇”及湘淮军“勇营”的中间形态。
人们通常认为，“勇营”源于湖南，起始为江忠源。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道光举人，办团练起家。太平天国军兴后，江忠源招募以新安练勇为主的“楚勇”五百人，赴广西参战，屡立功，声名大噪。渐率楚勇独立作战，最终确立了“以勇代兵”的思想和全由“练勇”组成的新的军队模式⑧。他在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说：
夫兵之弊，由国家承平日久，市井游猾之徒无所得食，攒入营伍，求肥其身，养其妻子，不知打仗杀贼为何事。有游猾之尤者，工于语言，趋跄以媚其上，为之上者，喜其媚己也，而予之官。彼以是术得官，必以操是术而黜陟众官。相沿已久，积重难返，营务安得不坏？军政安得不弛？一旦有事，惟相率而逃耳。若勇则募于有事之时，皆山野樵鲁之夫，其猛悍之性尚为可用。然从征日久，得钱易则习于奢华，杀人多则果于残忍。事平之后散处田间，则贻异日无穷之祸。故论目前击贼之用，则兵不如勇，而论异日遣散之难，则勇不如兵。然源终不欲以兵易勇者，兵之患在本源，仓促而难拔；勇之患在流弊，先事而可防。且急则治标，近日之时势，宁取其勇悍搏击之勇，而后日遣散之难，尚可求其人求其法以治之也。
江忠源十分清楚使基层社会保持低度军事化的重要性，认为如若以“勇”代“兵”，将来事平之后曾为正规军队历经阵仗的“练勇”返回家园，散处田间，势必使基层社会组织武装——“团练”的战斗力发生变化，使统治者维持基层社会低度军事化的希望化为泡影，终启“异日无穷之祸”。但江忠源深知绿营兵已不可恃，万不能以“兵”代“勇”。江忠源认为即时整顿绿营无异于临渴掘井，为救急，只有先“治标”，只有以“勇”代“兵”，其他以后再说。这种思想在江忠源奏陈“军务所关得失八条”中也可看出。其中第二条“撤提镇”，隐约反映了他从自率楚勇以营为单位的情况出发，摒却绿营提镇指挥、营自为战的想法和做法；第三条“汰弁兵”，则进一步指出绿营弁兵“巧猾怯懦之流，无事则应对趋跄，临阵则趑趄退避，论功则多方钻营，遇败则巧为推诿”，实宜裁汰；而练勇“朴实耐苦之人，军令宜于服习，令进则进，令退则退，故可得而用”等⑨。
论者以为，江忠源所率之勇从“练勇”转变为“勇营”的关键，在于其最终成为独立于绿营之外全由练勇组成的一支方面之师⑩。然实际上如王运《湘军志》云：“楚军起于江忠源，其时以三百人从乌兰泰，不能成营制。后忠源官尊师众，第从先廓之，而法制不改。”江忠源所率之楚勇，似乎还不能称之为“勇营”，而仍是介乎“勇”与“勇营”之间的“练勇”。楚勇曾因闹饷求赏发生兵噪，被裁撤不少，可知其粮饷仍有部分为官方支给；而楚勇被“裁撤”，加之“血战阵亡，所存无多”，江忠源集兵募勇补充兵力，仍以兵勇为主——他转战江西时曾有奏片：请调云贵湖广兵六千，再募勇三千，合为一万，自成一军。咸丰三年（1853）末，他在六安接安徽巡抚印信、驰救庐州时，率领的仍是一支“练勇”（楚勇数百名及新募的六安霍邱勇2000名）、“兵”、“勇”（四川兵、开化勇、广勇700余名）组合的队伍。
咸丰二年（1852）底奉命办理本籍团练、以家乡——湖南湘乡原有团练为基础练“勇”成军的曾国藩，则在为江忠源奥援的过程中，具体实现了“以勇代兵”的思想。江忠源曾于九江提出调兵募勇合为一万之军，对此，曾国藩致函江忠源：今募勇三千，仆已于六月办齐发往矣。致于添兵六千，则鄙意以为不如概行募勇，盖兵勇嫉妒不和之说，又尽于如上云云矣。而六千之多，必有二三镇将统之，其势晖不能相下，而将弁中又多卑庸，无足与语，终恐不能为阁下出死力。鄙意欲再募勇六千，合成万人，概交阁下，为扫荡澄清之具。
曾国藩在前一天给家乡湘勇（按：此为狭义的湘乡练勇之称，与后来广义的“湘勇”不同）主要首领之一王磠的信中，详细说明了上述做法的缘由。他说：
仆之愚见，以为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心，而后可以言战。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极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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