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励，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心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今江西已有楚勇二千、湘勇一千，颇有和翕相卫之象……贼氛数万之众，而吾勇仅有四千……拟再练勇六千，合成一万之数。概归岷樵、石樵二君子统领。其经费一面劝捐，一面由藩库提取数万应用……
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认为，曾国藩此举一方面“脱胎于以勇附兵，继而转入于以勇自独立”，“由绿营募勇佐兵之常习，一变而为抛开绿营，单独募勇之常猷。此当为勇营发展之重要契机”。一方面脱离或者说超越了团练的形式，使湖南兵力的补充，重点在于募勇一途。
前者诚如所云，虽然“其经费一面劝捐，一面由藩库提取数万应用”，也就是说粮饷仍有部分官支，但重要的是其已经以练勇独立成营；后者则似应进一步强调：此募勇非彼募勇——曾国藩所“募”（按：他本人常常以“练”字代“募”，如上引“拟再练勇六千，合成一万之数”）之“勇”，已不是绿营原募之“勇”了。曾国藩所募之“勇”，正是以团练为基础的“练勇”。
咸丰元年（1851）湖南湘乡三坊四十七都诸绅王磠、康景晖等在知县孙诒倡导下会议办团，率团练剿匪。二年，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向，湘乡正当其冲。孙诒与王磠、康景晖等商定，募敢死士日加训练，“分布要隘当前锋”，“以团丁缀其后，助声势”。太平军见湘乡有备，绕行而去。七月，王磠等各集练勇数百人到县听调。孙诒命分三营，文生易良干领中营（后罗泽南为首，易良干为副）；王磠领左营，下有武生杨虎臣、团长王开化、张运兰；康景晖领右营。以诸生罗信雨综理三营粮糗，县学两司教官并廪饩生魏万杰等分头劝捐，“以济军食”。营制似已初成。时人谓：“事当创始，惊世骇俗。”此举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认为“寇贼可冀其不来，练卒必不能不生事者”。仍是出于保持基层社会低度军事化的思想。孙诒与王磠、康景晖等坚持，“事乃定”。八月，三营练勇始在湖南境内奉调参战。三年（1853），江忠源转战江西，提出调兵募勇主张。曾国藩以“营兵疲，不如乡勇健、能战斗”，建议湖南巡抚骆秉璋命孙诒率湘勇往援。孙诒于七月至江西参战，发挥了作用。八月，江西“以次戡定”，“湘勇凯旋”。江忠源本曾国藩“门下士”，又“喜湘勇精锐”，上疏言曾国藩“有湘勇六千余”，咸丰帝“信之”，“命国藩率以援鄂”。曾国藩既得旨，“大募湘勇，尽调孙诒所部将士”，将湘勇逐步发展成作为“勇营”的湘军。
总之，“勇营”是地方绅士通过募练的方式，将基层社会武装——基于团练的练勇组织发展而成、并就国家需用与调度、亲自统率“充分取代（绿营）国防重任”的新兴军伍。这支新军，前有曾国藩的湘军，后有李鸿章的淮军，在19世纪中期担当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重任。换言之，清朝上层政权实际最终依靠这支从基层社会武装脱胎而出、由基层社会实体组织的代表——绅士领导的新军，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平息了19世纪中期的战乱，重建了统治秩序。
“勇营”虽然发挥了上述重要作用，并“在实质上当已具备国军资格”，但清廷并不承认其为国家经制军队。从上层政权主导地位的角度出发，清廷将“勇营”的产生、存在与使用，视为战争急需的权宜之计，一旦战事终结，必须裁撤。这在具有正统观念的人看来，是顺理成章之事。湘军领袖曾国藩便是这样一位具有正统观念、以恢复传统双重统治格局为己任的人。太平天国平定后，曾国藩主动表示裁撤湘军，惟支持保存并发展淮军，以为平定北方捻军之用。清廷的国家经制军仍只有八旗与绿营。
而实际上，充当作战主力的“勇营”只有30万上下，绿营兵额则常在60万左右。绿营岁饷近千万两，“出征在外者加以盐折、夫价、余丁等款，每兵一名，月支亦在五两上下”，总体耗费巨大。所谓“百年受养兵之累，应急无破寇之效”。清廷不能不倾全力于绿营军的恢复与整顿。“练军”，便是在咸丰十年，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内外重大压力下应运而生的。
“练军”始创于同治元年（1862）。主办者先为湘军宿将、直隶总督刘长佑，以及后为湘军领袖、接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刘、曾二人本着以勇营制度改造绿营的宗旨，各有规制，共成“练军”六军。后各省仿效，纷纷设立“练军”。
“练军”在清国防中无大作为，也不具重要地位。值得关注的是，从战乱之初清统治层意识到须整顿绿营，到最终设立“练军”并确立“勇营留防”的过程中，其以整顿绿营为中心，调整上下层军队武装的思想和方向。
战乱中，围绕整顿绿营，清统治层主要提出了以下诸种主张：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