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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从援越抗法到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政策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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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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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地区成了越南党巩固的根据地。
中国此后援越抗法斗争的进行，与抗美援朝战争几乎同步。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新中国政府尽管面临着恢复经济、朝鲜战争和政权巩固等一系列事关整个国家利益的复杂问题，理应缩短战线，减少外援，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更多考虑的显然是自身的国际主义义务，而非单纯的国家利益。他们这时不仅从并不宽裕的国内部队中抽调了大量枪炮、弹药和各种物资给越南人民军，帮助后者装备及训练步、炮、工兵等部队，同时还具体协助越南党中央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战役行动。从对法军事作战的角度，同时也是从争取解放整个印度支那的角度，中共中央这时还积极支持越南党把战争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去，帮助解放老挝和柬埔寨的斗争。到1953年前后，抗法战争已经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境内，并形成了以越南独立同盟为骨干的印度支那三国抵抗力量。[10]
走向日内瓦
新中国对援助越南及整个印度支那争取解放斗争的积极态度，与几乎同时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突出地反映出中共中央领导人勇于承担援助亚洲革命运动历史责任的决心。特别是1950年10月出兵朝鲜，两个月左右便将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及其所谓“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长驱数百里，帮助朝鲜劳动党重新夺回了已经丢掉的北朝鲜，并最终在南北朝鲜分界线三八线附近站稳了脚跟，这件事更是使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帝国主义又多了几分蔑视。结果，在中、苏、朝三方当中，承担着最主要作战责任的中国一方，反而是最后一个赞同与美国停战妥协的。[11]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苏联领导层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急剧转变，再加上北朝鲜也迫切希望实现和平，中国政府虽然在战俘等问题上对美国的态度强烈不满，考虑到这种情况也采取了妥协的方针。7月，朝鲜战争在经过长达两年左右打打谈谈的局面之后，终于实现了停战。朝鲜停战，特别是苏联高层态度的转变，预示着整个国际关系，特别是苏美两大阵营之间的紧张关系将随着这一事态而开始转向缓和。经历了持续近三年的战争和紧张之后，受到苏共中央支持和主导的这种缓和政策也逐渐得到了中共中央众多领导人的赞同。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就明显地希望看到一个可以让新中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中共党内这时倡导和平外交的最主要的代表者，他这时明确提出：尽管两大阵营的对立仍然是基本的，但它并不意味着战争必然会发生。“如果新的战争能够被推迟，也就可能被制止。”当前，“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12]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与美国人交手，也是他们所经历的第一次现代化的战争。尽管战争的结果鼓舞人心，但党内许多领导人已经看出，“小米加步枪”的胜利经验明显地不足以应付美国这种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军事机器。双方在装备、火力以及海空方面的巨大差距，使新中国不仅要付出比美国大得多的牺牲，而且还必须借助于苏联的军事装备才能有效地保持与美国在战场上作长时间军事较量的能力。这样一种事实也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清楚地看到了加速实现中国工业化，以便推进国防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经济恢复和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但战争的进行严重地制约着国家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来。1950年，国家财政支出的52％是军费，其中60％花在了抗美援朝战争上。到1952年，虽然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军费开支仍然占到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的33％，其中主要部分也用在了抗美援朝战争上。据说，为了这场将近三年的战争，中国耗费了约100亿美元。[13]尽管1952年周恩来率团访苏时已着重提出了苏联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及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问题，但在战争结束之前，具体的援建项目还难以完全落实。包括毛泽东1950年初在苏联访问时签订的三亿美元贷款，和此后直到战争结束前的苏联援助，大部分都不能不被用在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和部队的装备更新上。因此，随着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全面实施，特别是这一年6月15日毛泽东开始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全面展开，在朝鲜划界停战，创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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