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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从援越抗法到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政策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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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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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举行普选、老挝抵抗部队可在桑怒、丰沙里两省集结、柬埔寨抵抗部队复员遣散，以及老、柬一年后实行大选等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规定。[33]新中国政府在日内瓦会议上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努力至此算是按照预期的目标取得了成功。
可以探讨的问题
从积极援助印度支那武装抗法，到全力促成日内瓦的和平协议，新中国对印度支那政策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一政策变动的意义如何，从日内瓦会议期间直到今天都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估计当时的战争形势，即如果越南抵抗力量坚持打下去，美国是否一定会像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估计的那样进行武装干涉？几十年过去之后，研究美国已经公开的各种档案资料，考察美国后来卷入印度支那战争的历史，似乎还是不能完全否认当时存在着这种可能。换言之，拒绝和平与妥协，仍旧带有某种冒险性。即使越南党不需要三五年时间就可以实现统一，军事进攻可能带来的危险仍旧是多方面的。正如周恩来所担心的那样，这种军事进攻很可能会使老挝、柬埔寨投向美国，会使整个东南亚转向反共，会使本来与美国存在矛盾的法国和英国在亚洲问题上被迫赞同美国的主张，会使美国阻挠和平的阴谋得逞，如此等等。出现这些情况的结果可能还是一样：或者是一个主战的法国政府和南越政权，或者是老挝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向美国求援，美国最终还是会借机进行军事干涉。一旦出现这种结果，越盟所要面对的敌人多半就更多了。
关于美国干涉可能以及越南党能否迅速实现统一的争论，很容易让人想起朝鲜战争。周恩来之所以特别以朝鲜战争为例强调对美国干涉要有足够的估计，正是因为当年也曾经出现过几乎同样的情况。由于最初对战争的进展过于乐观，没有预料到美国会如此之快地进行干涉，结果导致了军事上的严重后果。即使后来中国出兵保住了北朝鲜，也只能和美国打一个平手。何况朝鲜还为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也因此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越南党这时严格说来还不如当年的朝鲜党有把握。朝鲜战争当时是以周计，这时越南党的军事统一时间表则须以年计，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各种变数之多更是难以预测。[34]说美国一定不会干涉，无论如何都缺少足够的依据。
只要存在着美国干涉的可能，对于尚未得到国际承认的越南独立同盟来说，签订日内瓦和平协定就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经历了三个月之久的漫长谈判达成的这个协定，使越南党得以完全控制北纬十七度线以北的越南1200万人口和土地，“越南民主共和国”从此也成了一个得到国际公认的名符其实的国家。美国不仅没有找到可以直接对越盟进行大规模军事进攻的理由，而且即使在60年代中后期美国直接出兵南越，直至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野蛮的轰炸，它也不能不考虑到国际公认的这一事实，因而对其军事行动始终保持着一定的限制，即不让它的军队跨过十七度线。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存和巩固了越南党已有的胜利成果。固然，日内瓦协定并没有如周恩来等人所估计的那样促成越南的普选和统一，但美国特别是腐败的南越政权阻挠普选与统一，却为几年后共产党人重新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足以让世界上多数人同情的理由。而由于北方的巩固与建设，此后的印度支那战争无论如何艰苦，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毕竟使它有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前进基地和可靠后方。只要把一个分裂的朝鲜与一个最终取得统一的越南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坚持进攻未必就是有利的。暂时的妥协与和平，结果反而是便利了后来的进攻与统一。
当然，对于新中国而言，它对印度支那的政策转变中仍旧存在着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这里面尤其需要检讨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的关系问题。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背景，任何一个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都难免会掺杂进执政党本身的意识形态因素，从而使其政策带有某种政治倾向性。但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目标，与现实政策作为一种追求实际利益的方式和手段之间，毕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把两者混淆起来，或者在政策考虑中过多地加入意识形态的因素，势必会造成政策功能的紊乱。如果说，一个强势政府在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较多地加入意识形态的考虑，通常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感觉到其副作用，并且这种副作用通常也更多地表现在政策层面上的话，那么一个弱国在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过多地加入意识形态的考虑，它所带来的副作用往往很快就会显露出来，并且难免还会引来道德层面的问题。这是因为，国内政策所面对的只是在一个利益统一体内的不同利益关系，而对外政策所面对的却是利益完全不同的主权国家。前者只要政府处于强势状态，目标与手段的混淆可能极大地改变现实的利益关系，但它们对统一体本身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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