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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从援越抗法到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政策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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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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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却是相对缓慢的，对不同利益关系的这种改变可能带来的道德问题也很容易淹没在强势文化的政治背景之中。后者却完全不同。由于事实上不存在利益统一体，把不同利益主体相互间的某种意识形态联系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必定会带来道德层面的问题，即当出现不同的利益需求时，为自身暂时利益的考虑是否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
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恩来等提出划界停战的和平主张时，首先就面临着这样一种道德困惑。在柳州会议上周恩来就特别着重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即在印度支那寻求和平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任务是否有矛盾？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意识形态优先的思维方式与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的政策考虑之间发生了矛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任务是解放印度支那，而寻求和平将使这场解放战争半途中停顿下来，并使这一国际任务大打折扣。十分明显，在印度支那改行和平政策直接影响到的首先是越南党的利益，作为履行国际主义一方的中国党，无形中必须承担起此一政策是否与意识形态目标相违背的历史疑问。尽管周恩来再三说明二者之间并无矛盾，强调现实的力量对比，相信老、柬两国最好的前途是保持中立，在越南通过普选实现统一要比通过战争实现统一更现实，如此等等，但只要越南党原定的解放目标被打了折扣，只要事实证明越南的统一仍旧要靠战争来解决，中国党的这次政策转变就难免会成为一个要被人提到道德层面上来加以讨论的问题。
其实，存在这样的疑问是很自然的。一个距离我们最近的例子，就是1945年8月抗战结束之际斯大林要求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这一事件。比较日内瓦会议对印度支那三国问题的解决办法，斯大林当时可能更希望中国能够用老挝那种方式解决问题。他的基本看法也是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和战后要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共产党不可能用战争来完成解放国家的任务，它甚至还没有达到可以与国民党划界言和的程度，因此需要转而采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方式。这件事让毛泽东非常生气。而以后的事实也证明，斯大林所设想的和平民主没有出路，共产党仍旧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因此，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对斯大林这一干预耿耿于怀，并从道德层面上给予严厉的批评，称斯大林此举是“不许革命”。严格地说，上述两件事是颇为类似的。把日内瓦期间周恩来的做法与斯大林当年的做法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共产党人通常很难把意识形态的目标与现实利益的政策考量严格地予以区别。
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35]，是新中国外交政策从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边倒”，转向较多地考虑国家现实利益而开始走向务实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在已经习惯于国际主义的思维方式之后，突然把自己一国的利益摆到政策考量的首要位置上来，甚至以此为转移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一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困惑与矛盾是可想而知的。让人遗憾的是，周恩来所倡导的这样一种政策转变的趋势并没有能够顺利地发展下去。几年之后，当毛泽东发现苏联“不革命”以后，中国对外政策上的意识形态考虑又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究竟是意识形态的考虑多一点，还是现实利益的考虑多一点，在不同的时期表现有所不同。但受到毛泽东“反帝”“反修”思想影响的中国对外政策越来越表现出革命外交的倾向，是不容置疑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甚至明确赞同否定1954年周恩来在日内瓦所做过的和平努力，甚至不止一次地对自己当年也同意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向兄弟党表示歉意。[36]
在中国，对外政策重新回到周恩来1954年所倡导的路线上来，即把外交政策同最大限度地谋求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现实目标联系起来，而不是过多地同意识形态的目标联系起来，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
[1]这包括派出政治、军事顾问和技术支援人员、提供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在自己境内为越南人民军装备和训练，以及由中央军委直接参与制定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等等。
[2]可以举出的相关出版物有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雷英夫：《忆日内瓦会议的军事谈判》，《中共党史资料》第69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二部：舌战日内瓦），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曲星：《试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研究周恩来－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Chen Jian.China and the First Indo-China War ，1950-1954，China Quarterlyno.133，1993；Zhai Qiang.China and the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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