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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与其功臣集团关系析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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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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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基础，是西汉初期政权的支撑力量，刘邦能得天下，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发挥了这样的集团优势。而这一优势的展示，归结于丰沛集团和归依集团的归合;二者的归合，使归依集团取得同丰沛集团同等的地位，这样，一个更团结壮大、更富于生气的利益集团——便构成了。
在战争中归合形成的封侯者集团在汉政权初立时，共同维护了政权的稳固。封侯者集团和汉政权之间存在着一种牢固的互动关系，而此二者又与刘氏皇族之间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又相互补充的有生命力的政治三角架构。刘氏政权是他们利益的体现和保障，任何危害刘氏政权的企图，都会受到他们强烈的反对。在铲平异姓诸侯王过程中，封侯者集团追随刘邦左右，成为平叛的主谋或主将。刘邦死后，吕后擅权，专封诸吕，封侯者集团多持不合作态度，对吕氏敷衍了事。然而吕后一死，这些功臣联合刘氏皇族，尽诛诸吕，复立刘氏，迎立代王刘恒，是为文帝。封侯者集团最终以极强硬的手段维持了他们与刘氏政权的生死相依关系。
三
刘邦在封侯的同时，又根据战争的形势分封了7个诸侯王。他们是韩王信、赵王张耳、燕王臧茶、齐王韩信(后为楚王)、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刘邦封诸侯王不是出于本心，而是在汉弱楚强的形势下，为壮大自己力量，孤立项羽，广泛交结同盟的结果。这样，项羽四面受敌，军事实力在频繁的往来调遣中消耗殆尽，而汉军积蓄实力，承楚军之弊，一举而定天下。
以是观之，在楚汉战争中，诸侯王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们为统一局面的重新出现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诸侯王本身却又威胁着这一局面的进一步巩固，诸侯王在战争中形成了强大的实力，使得他们均有问鼎之心。项羽分封甫定，内战已显端倪，首先是田荣与彭越、陈余联兵反楚，臧茶又杀无终王韩广而夺其地。这一状况的出现是由于项羽分封的不公，当各诸侯王的要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他们就要横行天下，一逞勇武。这完全是一种利益驱动，关东战起，刘邦袭占关中，随即挥军东指，“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降……魏王豹将兵从”[16]，被陈余赶走的张耳也跑来投奔，这是因为刘邦能分所得利益与之共享，“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则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17]，而且，刘邦在当时实力仅次于项羽，是唯一能与项羽抗衡的势力，他们追随刘邦是为了重新瓜分胜利成果。但是，彭城一战，刘邦大败，于是，“诸侯见楚强汉败，还皆去汉复为楚”[18]，叛降无常，无疑说明了各自所固有的利益驱使力。
经此波折，刘邦加深和坚定了诸侯王存在分离倾向这一认识，这就决定了他和诸侯王关系的某些方面。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领袖，刘邦对归附他的诸侯王始终持不太信任和提防态度，他唯恐自己遭受项羽众叛亲离的命运，更担心他们独立发展或与项羽结盟。为了有效地控制诸侯王，刘邦对待诸侯王集团是有侧重、有区别的，各王中，赵王张耳、长沙王吴芮、燕王臧茶的实力较弱，但由于起事较早，在当时还有很大的号召力，刘邦对他们施以优抚羁縻措施，给予高爵厚赏，不使他们归附项羽。“(张)耳庸材，因人成事，不足忌耳”[19]，刘邦大可放心，并将女儿鲁元公主嫁给其子张敖，关系深厚若此。长沙王吴芮因远离权力斗争中心，国小势弱，不对中央皇权构成威胁，加之吴氏父子努力迎承刘邦，刘邦分封同姓为王，长沙王频频领头上表，燕得刘邦好感，专门制诏表彰:“长沙王忠，其定著令”[20]，长沙王因此得以传国。燕地处于楚汉相争的边缘地带，臧茶在战有中未起什么实际作用，刘邦以臧茶为王，不过是其政治手段的一种展现而已。总之，这三王比较容易对付。
但是，韩信、彭越、英布却不同，他们据有很强的实力，是楚汉战争胜负的关键。蒯彻曾对韩信说“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与汉则汉胜，与楚如楚胜”[21]。彭越的实力也不可忽视，“当是之时，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则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22]。英布也是在当时诸侯中享有威名，他们的地位和作用比其他诸侯王大得多，所以，刘邦同他们的关系在方式、方法上有所不同，对他们采取的手段有一个演变过程，在起初是重在利用，兼有防备，刘邦想打败项羽，又怕有人仿效项羽与自己争夺天下，也就只能如此了。
彭城之战稍微改变了各诸侯间的力量对比，刘邦被暂时削弱，韩信、彭越的地位却显得更突出，三者的力量，开始成为楚汉争夺的中心对象。刘邦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施以笼络，引以为援，韩信为其上将军，本来已受宠幸，这时请兵3万，愿北击燕赵，刘邦慷慨应允。又派卢绾、刘贾率兵渡过黄河支援彭越，并封彭为魏相国;同时使随何以淮南王为利诱说服英布叛楚归汉。这三家被团结在刘邦周围，对彭城战后刘邦集团实力恢复和战争的最终胜利起了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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