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终究也包含对自身政治制度优越性的理解。门罗主义中的"两个半球主义"和"非扩展原则"，前者的提出是基于欧洲和美洲的制度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包含着认为美国建立的和美国希望在美洲新独立国家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优于旧大陆的君主专制制度；后者指美国视欧洲列强将它们落后的专制和殖民制度扩展到美洲的企图为对美国"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反对神圣同盟在拉美恢复旧制度，有先进的制度可供选择，就不应该再退回到落后制度。"非殖民原则"和"不干涉原则"也多少包含认为民主共和制度优于专制殖民制度的因素。不能排除当时美国的决策者在国家实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发表门罗宣言包含对民主共和制度有充分信心的因素，对政治制度优越性的理解促成了外交上的积极行动，尽管"美国扮演该角色所需的物质力量如果受到进一步考验实际是不存在的"。[１５]门罗主义在拉丁美洲各国受到普遍欢迎，也在于玻利瓦尔、圣·马丁等人向往在拉美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对共同制度的向往促进了拉美和美国的理解，美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转化为外交的优势。
其次，门罗主义是美国政治精英建设强大国家决心和信心的延续和发展。
一个国家是否要争取强国地位必须由它自己来决定。在实力弱小时，国家往往选择"搭车"战略，为国家崛起积蓄力量。但一个国家要最终崛起为一个大国特别是新兴领导国家，在确立大国地位前展现出朝气蓬勃的国民心态，在国民特别是在精英层表现出追求国家强大的强烈愿望和信心，在外交风格上呈现积极有为的姿态。通俗一点说，新兴大国在大国地位确立以前，它的作为起码要"像"一个大国的样子。在保持与现有国际体系和谐的前提下，在一些关键时刻，借助一些重大事件，以大国姿态明确的向世界表明自己的独立立场，既向世界宣示本国作为大国应有的影响力，因为一个国家争取大国地位的成功最终还是取决于别国的承认，也可为本国外交树立经久的传统，延续的强国外交传统是国家强大的持续动力。当然，这不是要在国家实力不够强大的情况下，承担超过实力所允许的责任，追求实力达不到的国际地位。
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表达了建设"自由的、进步的伟大国家"，为人类树立"由正义与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且新颖的榜样"[１６]的思想，建设新的强大国家是美国建国后历届政治精英的不变追求，新兴的美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迹象。美国建国后，长期奉行孤立主义思想，不介入列强纷争，一心一意提高自身实力，但在一些重大国际事件中，美国已经开始呈现一个新兴大国的姿态，在对待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问题上，在1812年美英战争中，美国外交开始展现自己的特点，门罗宣言的发表，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登上国际舞台。亚当斯的意见能够为其他美国决策者接受，有亚当斯个人因素作用，更重要的在于门罗和其他决策者同样有追求国家强大的理想，"不是亚当斯通过一个人的斗争建立起至关重要的信念，而是门罗已经形成了美国应该和英国平等的思维。"[１７]美国的大国姿态在门罗宣言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它（门罗主义）表现出美国在1823年已经是一个大国，这个国家那时已经享有它今天所拥有的尊敬。"[１８]除去其他因素，美国决策层对于国家强大的信心和决心对于门罗宣言的发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总体保持孤立主义的情况下，在关键时刻，美国的决策者抓住机会赢得了列强的认可并开创了延续的传统。实际上，直到门罗宣言发表，美国才开始被当时的列强作为一个大国看待，大国地位得到列强的接受。门罗主义成为美国外交的"一块顶石"，开创了美国新的外交传统并经久的延续下去。玛丽·贝克·爱德在1923年《纽约时报》纪念门罗主义100周年的文章中写到："我严格信奉门罗主义、我们的宪法和上帝的律法。"[１９]
最后，新兴大国要引领国际关系趋向文明进步。
纵观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是不断趋向文明进步的，这一趋势推动国际关系不断进步、不断趋向文明。同时，国际社会的发展又是阶段性的，国际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大国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有特定的时代要求。既有大国保持大国地位和新兴大国崛起，必然自觉或不自觉的使自身的行为方式和道德水平符合时代的要求，成为国际关系体系前进的引导者；不能适应时代进步要求的大国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最终将被历史的选择所抛弃。国际社会从最初的"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演进到今天的相对文明状态，是历史进步的必然结果。[２０]对于处在崛起进程中的新兴大国，不仅需要增强自身实力，在国际关系领域，为国际社会引入新的准则，引领所处时代国际关系趋向文明进步，能够做到这一点，该国将获得道义力量的支撑。在任何时候，新兴大国尤其是开创一个国际新时代的先导国家的崛起离不开道义力量的支撑，而且这种道义力量的支撑具有超前性。
门罗时期，国际主流的政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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