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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或比较适中的群体,两分则仍不够用。
尤其对于近人梁启超来说,无论从其风雨兼程的纵向足迹来看,还是就其跌宕起伏的阶段性拼搏而言, 他既不像激进主义者,也不属于保守主义者。即便只对他作阶段性的概括,他却经常站在两条以上的战壕,冲着形形色色的激进者与迂阔守旧者,同时叫阵他是“激进--保守” 模式的盲区。后世研究者面对他时,最保险的做法只能是根据不同时空的不同情境、物镜与意境,具体分析,小心概述,他实在不是凭一两个词或一两句话便能概括清楚的。
首先,我国近代史上固然颇有类似于法国式的激进主义,而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实属阙如。从表面上来看,梁启超的许多思想主张同西欧保守主义鼻祖伯克(Edmund Bueke)的思想体系比较相似,其实不然。伯克所要保要守的恰恰是英伦三岛的自由主义传统,梁启超所要保要守的除了一国之生存外,所剩无多。至于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恰恰需要他和少数同道以微弱之声去呼号,去艰难地创造,而不是守成。正是心怀君宪救国的真诚抱负, 他曾与老师康有为、挚友谭嗣同等以书生意气谋划围颐和、捕太后的军事政变;变法败北后,他以政治犯的身份,始终手握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决不向独揽朝政的慈禧妥协。当袁世凯图谋帝制自为时,他又与弟子蔡锷联手升起滚滚狼烟,挑战强者,义无反顾。与其说这是中国式的“保守主义”,还不如说这是“激进主义”中的一种形态而更为恰当。
其次,梁启超虽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继续追随康有为,督率过保皇会同人,引领保皇运动,而清末的保皇之“保”,亦非欧美的保守主义之“保”。保皇会所采取的武装勤王形式与暗杀手段,亦属标准的“激进主义”,一点也不斯文。何况弟子还走得很远,经常激怒师长。他曾极力谋求同孙中山合作, “痛恨我党之乏才”,批评康有为不该骂孙等为“无赖” 、“叛逆” 。只因梁启超最终不愿走出与康有为决裂的一步,加之孙中山等人对于合作也不太热心,才使他的合作之愿付诸东流。他还真诚地期待过以“保皇”之旧瓶,盛民权之新酒, 设想举光绪帝为“总统” ,别具深意。至于梁氏在檀香山的 “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之一说, 《革命逸史》的作者冯自由断言梁在“行骗”,其实,若按梁启超当时谋求合作的诚意与梁氏所认定的勤王手段,尤其是举光绪帝为“总统”的政治理念, “实则革命”云云,就不是无稽之谈,只要稍微参照英国革命的历程,便可知其分晓。
第三,尽管梁启超有过同革命党人奋力笔战的记录,也不能证明他就属于“保守主义”。对于反对暴力的各类言行,还得细分。倘若适当超越孙中山与同盟会当时的认识水平,便不难发现,梁启超之所以“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并非基于回到纲常名教,也不是站在为清朝的腐朽统治辩解的立场来反对暴力革命,而是从务实的眼光出发,担心革命党人的力量不足以暴动反满,国民的素质也不足以首创共和,担心暴力革命只会导致内乱与列强干涉,是不得已才反对。事实上,他对清朝腐朽统治与西方列强的本质的认识,以及革命之后将出现的艰难局势的预计,都比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要全面和深刻得多。许多论著都夸大了梁启超在笔战中的失败。殊不知,以梁氏一人之力,要论证保留一个既属于腐朽朝廷的君权,又属于满人所把持的君权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说服那些血气方刚的留学青年,这本身就很不容易。倘若没有相应的学术实力、辩论水平与文字功夫,要想在人多势众的《民报》辩手的攻势中接过两三招,坚持三五月,都是十分困难的。数年前,梁氏的师长康有为经章太炎一驳,就在理论上栽下去,再也抬不起头来。康门弟子梁启超则不然。他的《新民丛报》之所以停刊,主要因为清朝的预备立宪已提上议事日程。在他看来: “吾党今后但以全力对付政府,不必复有后顾之忧。” 出处？惟其如此,从1906年12月开始, 梁启超就在着手筹建具有政党性质的君宪团体“政闻社”,还拟另办一报, 为充当全国预备立宪运动的精神领袖做准备。再说,论战本身并非坏事,正是通过论战,双方的思想认识都在各自的起点上有所提高,都在一定程度上修改或充实自己的论据,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只是彼此都碍于情面,不愿承认而已。孙中山等人就从梁启超的某些批评中得到启发, 对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多了一份思想准备。 [2]（P297-303）论战还是别具一格的民权主义启蒙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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