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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按有的学者所提出的,将某些历史人物的政治活动与思想文化活动截然分开,再套“保守主义”之瓮,那么, 梁氏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未必属于“保守主义”。在许多历史情境中, 我们所看到的梁启超既是一个淡视个人生死的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自信“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的学者,一个“献身甘作万矢的”的思想家。还在19世纪末,他除了宣传西方的科学,还声嘶力竭地口诛“民贼”,高唱“民权”,鼓吹“破坏主义”。尽管他对“民主”的赞同只是偶尔为之,但对“民权”的倡导与追求终生不懈,影响及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 至于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早在1902年初,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子论》一文中,就向国人斗胆宣告: “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 [3]（P59）与其说这是“文化保守主义”之滥觞,还不如说就是文化战士的先声。陈独秀等人之于孔孟学说的清算固然可以超出梁启超的火力与规模,却不可以完全抛开他的战斗精神与逻辑思路而另起炉灶,这也是梁启超的分量与魅力之所在,不应淹没不彰。
如果把晚年的梁启超归入“保守主义”阵营,其论据也是苍白的。众所周知, 1920年,梁启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归来,发表了为时人与后世所关注的《欧游心影录》。通览全书可知,梁启超的思想并未就此颓废。尽管他否定了科学万能论,指出:“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不过,他在“自注”中又郑重声明: “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对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 版本出处？他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最能开人眼界的当首推梁启超为北京协和医院给自己造成的重大手术事故而辩护之豪举。此事不仅生动地展示了梁启超维护科学的信誉是怎样当真, 也足以表明他的人格是何等与众不同。 正是基于手术事故, 在拖过3年之后,这位学术大师与文化巨匠就弃养西归了。环顾茫茫人海,翻遍浩浩史籍,像梁启超那样割掉一个好肾后，还能以生命的名义呵护科学的尊严,托起宽容的海洋者，举世曾有几何?
梁启超还说：“我们须知,天下事是急不来的,总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然后效乃有可言. ” [3]（P23）此言依然提倡审时度势,稳健务实,并非就是保守。尤其是他已从以往的政治挫折中,得出同陈独秀、李大钊等几乎完全一致的结论: “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二十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 ”, 明确主张“从国民全体上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 [3]（P23）
同样是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还意味深长地指出:“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 他坚决反对“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 “不许人批评”等霸道做法,认为 “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而且 “既解放便须彻底,不彻底依然不算解放。” 基于此,他还理直气壮地主张“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充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3]（P26-35）与其说这是保守主义者的借故酸谈,还不如说是思想解放先驱的真知灼见,是战士的风采。
至于梁启超的所谓“多变”,其实也是需要重新讨论的话题。辩证法没有理由忌讳历史人物的变,关键是看研究对象怎样变。简单地说,梁启超的“多变”,常常是不断独立思考的结果,是学者型的变,不乏睿智与前瞻性, 不可同瞄功利看风向的政客之变同日而语.在一个泛道德主义充斥的国度里,人们喜欢拿梁启超的“多变”来逼问他的道德与为人,乃至误解颇多,伤痕累累。我敢断言,终近代中国之世,像梁启超那样无论在位与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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