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走出的怪圈

    洋务派被有些史家称为顽固派，反对康有为变法革新，他们主张中体西用，自不用说。接触了西方近代思潮，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有为，和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决定废八股，办学堂，练新军，修铁路，开矿藏，鼓励民办工商业，……提出许多设想，下过不少诏书，确在力求革新，但在宣布变法的诏书中，仍然表示要“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而且这不是康有为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将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权宜的措施。

    在康有为的思想深处，对中国的伦常名教也是欣赏的，忠于皇帝，他在那里身体力行。他认为中国的物质文明固然落后于西方，精神文明还高于西方呢。1898年，他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要求变法，虽也看出了“同此兴作，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并根据“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的道理，提出为了上下沟通，每十万户公举一人到朝廷备皇帝顾问的建议。但强调的还是“富国为先”对富国之法说的最多也最为详细具体。

    不管怎么说，康有为能有治天下与民共之的思想，是比洋务派进了一大步，引述先王或出于托古以求改制，但他确实是认为自由民主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西方那样专制，因此在这方面的变革不是当务之急，当前最主要的是把物质建设搞上去。 在他于1905年写的《物质救国论》中，讲的最是明确：

    “夫自由二字，生于欧洲封建奴民之制，法国压抑之余，施之中国之得自由平等二千年者，已为不切。”

    “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实冠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

    “然则吾国人之所以逊于世人者，但在物质而已。物质者至粗之形而下者也。吾国人能讲形而上者，而缺于形而下者，然则今而欲救国乎，专从事于物质足矣；于物质之中，先从事于其工艺兵炮之至粗者，亦可支持焉。若舍工艺兵炮，而空谈民主革命平等自由，则使举国人皆卢骚、福禄特尔、孟的斯鸠，而强敌要挟，一语不遂，铁舰压境，陆军并进，挟其一分时六百响之炮何以御之？”

    他说的物质之学，就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对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康有为是很重视的，但对民主自由，显然没有兴趣。

    孙中山和康有为不同，他反对帝制主张共和；认为人的政治地位按帝、王、公、侯、伯、子、男、民这样分出高低，一级压一级，不平等，提出在革命以后，人人在政治上都应该是平等的。这是孙中山伟大的地方，中国过去有过无数次起义和革命，都没摆脱这金字塔的控制；梁山泊的好汉还未得天下，虽然仍在称兄道弟，实际上已等级森严，为谁当寨主和排座次大折腾。

    但是我们把孙中山的言论全面考察一番，却又能发现，孙中山也认为在中国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不是紧迫的任务，要紧的是发财。

    下面他这些言论，足以为据。

    “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因为中国政治的进化早过欧洲，所以中国两千多年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欧洲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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