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物质一方面的科学讲，外国驾乎中国，那是不可讳言的。”

    “现在对中国人说要他去争自由，他们便不明白，不情愿来附和；但是对他说要请他去发财，便有很多人跟上来。……人民正是受贫穷的痛苦的时候，忽有人对他们说发财把他们的痛苦可以解除，他们自然要跟从，自然拼命去奋斗。欧洲一二百年前为自由战争，当时人民听到自由便象现在中国人听到发财一样。……因为中国现代到了民穷财尽的时代，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贫穷；因为发财是救穷的独一无二的方法，所以大家听到了这个名词便很欢迎。”

    不错，在中国是有许多人只想发财，对自由民主没有要求，但是孙中山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这中国的伦常名教的作用，它渗透在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使许多人失去独立的人格意识。

    孙中山仅把周朝那种分封诸侯的制度当做封建制度，所以他说两千年前封建制度就已被打破。他的理解可以和我们今天的理解不同，但这也导致他认为，政治地位上的阶级，经过辛亥革命，已经铲平了。他提出按人的天赋分出的圣、贤、才、智、平、庸、愚、劣来定人的地位的高下，并称之为真平等。他过分强调了这天赋，而社会又如何做到公平地按天赋分其高下？孙中山也许寄希望于考试，实际上并无良策。这就为中国的封建等级制，用改头换面的办法保存下来，大开方便之门。

    只要中国伦常名教还存在于广大人群的头脑中，尽管没有皇帝了，社会还会按封建秩序运作，就可以虽无皇帝之名但得皇帝之实，因为仍有许多人觉得不能没有皇帝。在新的形势下，只有愚蠢如袁世凯，才想到要皇帝的头衔和恢复封赐爵位。

    不容怀疑孙中山对共和的忠诚和对民主(他许多时候叫做民权)的追求，但也可以看出，他存在着矛盾的心态。他一方面看到“这两百多年以来，欧洲的政治进步不但是赶到中国，并且超过中国，所谓后来居上。”但随即又说：“中国今日的弊病，不是在不自由、不平等这些地方。如果专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便是离事实太远，和人民没有切肤之痛他们便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一定不来附和。”他的这些看法，我们可以理解为作为一个政治家出于现实的需要所作的考虑。他呼吁民权，但又感到：“民主国家进步反是很慢，反不及专制国家的进步，象日本和德国那一样迅速。”因为讲民主了，政府就容易无能，而专制的政府反而效率高，他和康有为都很赞赏被称为铁血宰相的俾士麦，当时的中国实在是太贫太弱了，也许是病急乱投医吧。作为管理国家的方法，孙中山对君主的集权并不是都否定，当然，他没有忘记民主，所以想出了个让四万万阿斗来当皇帝的办法，但这四万万人如何来当皇帝呢？一时不容易办到，自然还是先搞物质救国，而中学为体自然也无需触动。

    民主自由和发财，究竟什么是当务之急？或者能不能齐头并进？要裴多菲来回答，自是很简单，但在东方，真是个很难回答、使人长期困惑的问题，因为维系社会中那种金字塔结构的机制，高度成熟，深入人心，从短期效果来看，一个头脑比 “宋人议论未定而金兵已渡河”要好；如个这个头脑健全英明，确实能凝聚众人的力量，创造出辉煌的的业绩，但是要是这个头脑出了点毛病呢，微小的偏差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并非进言者本身有那样大的作用，而是这统帅全局的头脑听取了这一言。究竟怎样好，看来只能由历史来作结论，也很难以自己的愿望为转移。本节文字中引述孙中山的话，除注明出处者外，均引自《三民主义·民权主义》,1924    

     从自己做起，迎接新世纪

    有些历史现象的出现，看起来是偶然的，但并非可用偶然来解释。我们听到过许多对过去的惋惜，譬如说，假使不是慈禧太后把海军军费用去修颐和园，中国买下了被日本买去的那条快速战舰，甲午战争的结局就将改观；或者说如果不是袁世凯告密，戊戌变法成功，中国岂不是另一种局面。实际上只要中学还在为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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