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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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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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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这一官方“辞令”，是清政权深思熟虑后创造的“意识形态话语”（首倡者为范文程）。事隔73年后，康熙五十六年，有一篇长达2700字的“圣祖长谕”，历数平生，大讲兴亡治乱之道，其中有一长段与前说呼应。康熙帝对臣下说：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寇，入承大统。昔项羽起兵攻秦，后天下卒归于汉；其初，汉高祖一泗上亭长耳。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天下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耳。16
我仔细琢磨过康熙帝的说法，觉得“味道浓极了”。康熙帝既承袭先辈的“话语霸权”（得手了，什么话都可以说；那时没能力，可以说成不忍取北京等等），但也增加了一层意思：过去我们是尊重你们大明天子为“共主”的，可你们的皇帝不争气，老百姓造反，把天下丢了，这怪谁？在中国，在历史上，谁是“真主”，不是看出身，而是看谁有能力为天下扫除“乱臣贼子”，“应天顺人，抚有区宇”，把握中国全局。在这种“英雄不问出身”典型的中国话语背后，还包含有强烈的反驳：别以为我们是“少数族”，多少也是一族的大头领；你们过去的皇帝，一个是小小的亭长（最多相当于乡长），一个是穷村小庙里的和尚，你们怎么就没有觉得不对味呢？
清人的成功不容易。这里只能说一项：清人在入关前后，对汉族王朝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合法性资源”一直是在努力学习、认真钻研的，也很重视发挥为他们服务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方面，与过去辽金、蒙元相比，都可谓“当刮目相看”。因此，机会到来时，在运用汉族意识形态资源，收笼人心方面，真是“后生可畏”，紧紧抓住“救民”、“安民”这二条汉族统治的“祖训”不松口。例如入关前，即宣称“此行除暴救民，灭贼安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随军大学士范文程在代表多尔袞接受吴三桂投降时，特别强调此次“兵以义动”，是为你们报君父之仇，“国家欲统一区夏，非又安百姓不可”。入京后，立即宣布废除明末加派，减轻民众负担；另一条也很厉害，下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对在京明官一揽子包下，概不追究他们“从逆”大顺的“政治问题”；发现强迫剃发感情上有大阻力，从策略考虑，果断暂缓薙发，能进又能退。17因此清兵在华北、西北的军事行动，几乎通行无阻，颇得汉人的协助。现代清史研究的开山祖是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里评论这段历史，也说：“世祖开国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根本外，余皆沿袭明制。明之积重难返，失其祖宗本意者，清能去其泰甚，颇修明明代承平故事。顺治三年三月，翻译《明洪武宝训》成，世祖制序颁行天下，直自认继明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此古来易代所未有。清以为明复仇号召天下，不以因袭前代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称赞满族为“善接受他人知识之灵敏种类，其知识随势力而进”，前期诸帝比明中后期都强，可惜末代子孙“死于安乐，以致亡国灭种”。18
当时，无论是明人还是清人，都明白事变是由所谓“流寇”即农民起义引起的。不是农民军17年对明的长期消耗，几无可“勤王”之兵（明的军事主力全在北方），京城也不会坐以待斃，大清兵更不可能如此轻易地阔步走入紫禁城。因此，明清易代之际的“记忆史”，议论的焦点自然要落到追究大明君臣的“责任”上来：大明政权究竟出了哪些致命的毛病，才变得不堪一击，拱手与人？
“记忆史”在这方面提供的材料不胜其多，观点却十分混乱。皇帝那边直到临死前还冤气冲天，觉得是臣僚坑了他，“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写“记忆史”的也有不少同情这种说法。另一种声音则明里暗地指向了崇祯皇帝，埋怨他专断自负，随意杀戮，喜怒无常等等。总括起来，总不离导致王朝灭亡的那些陈旧老套，例如皇帝刚愎自用（或昏聩荒淫，但崇祯不属于此），“所用非人”，特别是任用宦官，更犯大忌；官僚群醉生梦死，贪婪内斗，“不以国事为重，不以百姓为念”，虽了无新意，却都一一可以援事指证。
有没有可质疑的余地呢？我想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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