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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海岛开发模式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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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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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古时期，中国沿海地区就有一些居民移居近海海岛，海岛的开发初现端倪。但由于我国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海洋和海岛的认识只能是“鱼盐之利”和“舟楫之便”，不可能充分开发和利用丰富的海洋资源。海岛的开发只能表现为传统单一的模式。直到明中叶以后，岛屿的开发才由传统单一的模式向以农业、渔业、海上走私贸易等为主的多样并举的开发模式转变。关于明清时期海岛的开发模式，学术界研究较少，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以期能抛砖引玉。
一、渔业开发模式
我国近海岛屿大多为面积较小的海岛，淡水等资源缺乏，有些海岛尚能作为渔民的暂时作业场所，有些海岛则不适于居住，完全没有开发的必要和可能。因此，早期移民开发的海岛大多为面积大、资源较丰富、位置较好的海岛。开发的过程一般是：先是渔民乘船出海捕鱼，捕鱼的过程中发现那些离岸较近的海岛，遂以此作为临时休息、修补渔船和渔具的地方。假如该岛比较大，又有淡水，人们就可能在岛上定居下来，渔汛来的时候出海捕鱼，平时则从事农业、畜牧业或盐业，我国沿海地区的许多海岛就是由渔民从事海上捕捞开始开发出来的。渔业开发是明清时期海岛开发最重要的开发模式之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渔场资源开发
我国沿海地区海岸曲折，多港湾，有丰富的渔场资源，自古以来渔业就很发达。辽宁“复县西南滨海、土质瘠薄，其民多业鱼盐”；[1]崔正峰的《民国盖平县乡土志》云：“盖子西南距海，皆务鱼盐”；康熙年间的《新校天津卫志》云：“河北和天津海去域百里，从无人寇之患，商出百万之课，民获兴贩之利，乃鱼盐之薮也”；山东青、登、莱等处沿海居民“向赖捕鱼为生。”[2]浙江“温、台、宁波沿海居民以捕鱼为生”。[3]据1948年出版的《浙江经济年鉴》记载，浙江沿海的传统渔场有六处：飞云江与鳌江口之南北麂，瓯江口外之玉环群岛，椒江及金清港台州列岛，三门湾外之南田及鱼山，象山港外之韭山列岛，甬江及杭州湾外之舟山群岛。福建沿海以金门岛及厦门岛、澎湖列岛附近渔场开发较早。琼州“岛畔渔艇亦伙，皆以坚重木材为之，以代中国常有之松木小艇也，每年渔季，诸艇皆出行两月，常离其岛至七八里，以采海参剥碡瑁、晒鱼翅。其所渔者，常在中国海东西部浅水滩之间，出渔恒在西历三月，能望见北向海岸。每船仅用一二个舵工，并数翁清水而已。诸艇皆进至爪哇近诸大浅上，陆续渔至六月初始归，各积其所有以为货”。[4]因此，早期移居海岛的人多数以渔业为生，渔业生产在当时移民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江苏“西连岛，水势较深，大渔船随时出入，设遇颶风骇浪，多可趋避于此，为江苏第一渔港。夏秋鱼汛旺盛时，山东渔船悉以该处为根据地”。“新洋港，就形式上言实为盐城之咽喉，亦为江北渔业最发达之地。自盐城至新洋港，水程凡二百余里，渔村最大者为北川港，或利划船港，近被海盗盘踞。其次南北洋岸，亦尚发达，距渔场最近，出入便利。”“弓京港，属东台境，居民虽不及三千，而业渔者几占全数，为江北唯一渔村，且黄花张网船之数，在各港中首屈一指。小渔船之渔获亦颇多。”[5]舟山群岛自古便是我国著名的渔场，明洪武二年(1369)改州为县，从明末开始，福建渔民常在舟山一带打鱼。清代福建渔民在舟山建有“八闽会馆”，同时还参与当地的“人和公所”、“永安公所”及“渔商公所”的建造。直到今天，舟山群岛还有许多会讲闽南语的人，他们大多是福建移民的后裔。
澎湖列岛位于台湾海峡东侧，拥有几十个大小不等的港湾，又为南方暖流和北方寒流的汇集之地，盛产各种鱼类。福建南部渔民在海峡乘流追寻回流鱼群而发现澎湖，经常在那里躲避风雨、补充淡水、修理网具帆索，做短时间的寄居。后来寄居的人越来越多，遂构筑房舍，围圈菜圃，饲养猪鸡山羊，而逐渐定居下来。澎湖列岛中的许多岛屿名称，如碇钩、员欠、吉贝、船帆、网安、狗沙、锁管、昨脚、青螺、后螺等，都起源于渔业活动。明中叶以后，远洋渔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北港海面海产特别丰富，其开发过程与澎湖相似。在台湾西北沿海，渔民的海船不停地沿海岸航行，先后又发现了大员、打鼓、小琉球等很多良好的港湾和海岛，渔民把捕[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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