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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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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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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这些毛病在王朝的早期、中期也都存在，不照样可以拖它百来年，甚至长达一、二百年？万历皇帝“罢工”20年不上朝，经济不是照样“花团锦簇”，惹得一些史家称羡不已？再说彻底些，无论哪个王朝，农民的日子都好不到哪里去，农民个别的、零星的反抗无时不有，但真正能撼动根本、致王朝死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二、三百年才有一次。因此，用所谓“有压迫必有反抗”的大道理来解释王朝灭亡，总有“烧火棍打白果――够不着”的味道。
重读明清易代史，新的发现和体会也有一点。近几年西方人对明清史研究的热情很高，出了不少书。他们的视角独特，往往能言人所未言。譬如美国的弗兰克，他在《白银资本》一书里，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其实这项研究，中国学者梁方仲、全汉升走在前，只是没有引起国人足够注意）。一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三亿二千万两白银。弗兰克等人为了向欧洲中心主义展示“造反有理”，说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因此推论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促进了中国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增长。
这一项被西人渲染得有些特异的“白银”功能，在明代历史上，是否像弗兰克说的那样，使明史变得一片光明？还产生了别的什么效果没有？假若经济形势真那么好，明末的社会动乱和政权的崩溃，当如何解释？很明显，从“白银资本”话题出发，有一个疑问是必须被提出，并加以深究的：这么多闪闪发光的白银到哪里去了？在哪些人手里？作什么用途，是用以发展经济、改善国民生活了呢，还是用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
不错，从众多的“记忆史”里，也能够确证明王朝君臣上下搜刮到的白银数量，多得惊人。崇祯末仅国家财政收入，已经上涨到年约三千余万两白银.19五六十年间，民间负担增加到三倍。崇祯五年有人揭发，淮阳巡抚半年内即有赃款17万两私入“小金库”，不防突然调任，仅支二万离去，余额尽为后继者所得。后者又兼了缉私的“巡盐”，欺匿盐税21万两20。然而，数额巨大的白银储备，花在奢侈性消费方面，多少还能对各类“生活服务业”起点“推动”作用，遗憾的是相当部分却被收贮在国库或官僚的私宅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掌握实据，竟是因为他们死到临头还抱住不放，最终被大顺军抄没，原形毕露。
据《甲申核真略》、《再生纪略》、《甲申传信录》等书记载，甲申正月初一，前线告急，内阁向皇上询问库藏究竟还有多少银子。崇祯愁眉不展，含糊地说：“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不愿透底。三月初十，义军离北京越来越近，为筹措军饷，皇帝派太监向大臣、勋戚、大珰逐家强行“捐银”。众人各各哭穷，都说“家银无多”。龙颜大怒下，老皇亲张国纪捐二万，皇后父亲捐一万，其余“未有及万者”。退休太监头司礼监王之心最富，纷传家产在30万两以上，也只肯认捐一万两。大学士陈演推托“从未向吏兵部讨一缺”，向来清苦，一毛不拔。
然而，到大顺“拷掠”抄家，老底全兜了出来：陈演被拘，派人送四万两至刘宗敏府，结果为家仆告发，“先后搜掘黄金360两，白银48000两，珠宝盈斗”。太监王之心家，搜得白银15万两，珍玩珠宝大抵价值也在15万两左右。在皇后父亲周家，搜得白银53万两，“缎匹以车载者相属于道”。据说大顺军早有“坐探”潜入京城，对官僚的家底深入摸排，因此刘宗敏等对他们的“追赃”定出了“指标”：内阁大臣级为十万，各部、院、锦衣卫以及顺天府长官七、五、三万不等，科道监察官员和吏部官员五万至三万［这是受贿最多的部门］，翰林三万至一万，其余部属（司长、处长）则各以千计。当然，这种“毛估估”也有个别是虚夸的，有的被酷夹而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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