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促成中国学术之发达，形成规模宏大的史学运动实为当务之急；而形成规模宏大的史学运动则以成立学会为前提，如此则“根本之图，尤当注意人才之培养”。当时中国学界专门的史地学者“自若干耆宿以外，新进中实不多觏”，而且“耆学宿儒往往与新进学者各不相谋”。为改变此种现状，陈训慈认为，此后高等院校的史地二系都应扩充增设，留学国外的也应有人专修这两科；对于有志于专攻打青年学者，更应当设法补助他们的经济，使得他们不至于为稻粮谋，可以毕生研究；长此以往，专门研究人才增多，大规模的史学运动就可以全方位展开。

陈训慈的主张可谓是南高史地学派的共同呼声。徐则陵在谈及中学历史教学的设备问题时，就认为，“一种学问之成立，必经几许研究，学术共作尤为今日当务之急”[4]。作为史地研究会的指导员，徐则陵在南高师讲授欧洲文化史和史学方法等课程，是“我国真正读通西洋史的少数人之一”[5]，他也不时应邀给史地研究会会员作演讲，陈训慈等人注重学会建设，应与徐则陵有一定关系。

在陈训慈发表《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一文同时，缪凤林发表了《中国史之宣传》作为对陈文的补充。缪凤林认为当时海外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存在很多谬误，“西人虽有研究吾国历史之志愿，以文字之不同，典制之睽隔与史籍之浩如烟海，决难有成。际此以宇宙史为的之日，自我表扬，宣传吾国之历史，以答彼土之需求，因而免去种种误会，实吾史学界之天职。”要宣传国史，“非特组史学会，造就专门人才不为功”。缪凤林以为，史学会成立以后，不宜单独存在，最好附设在国内高等学校史学科中，并特设国史宣传部，挑选兼通中史和西文，并有志于终身宣传事业的年富力强的学子，在免除学杂费之外给予一定津贴，悉心培养。十年后，他们“以西文编纂翔实之国史，次及各种学术史，制度史……行销各国，或任各国大学教授，或赴各国巡回讲演，使西人了然于吾国之历史文化，不致因误会模糊而生种种恶果，国际地位，学术荣誉，两利赖之矣。”[6]可见，史学会的成立和人才的培养，有助于提高民国学者在国际学界的地位，并获得国际性的学术荣誉。但缪凤林此际主张的史学会，依然只是局限于各大高校的史学会，此意很可能是为了以后成立全国性的史学作力量上的积蓄和运作上的准备。

较陈训慈和缪凤林低一级的郑鹤声，也主张“学术研究，端赖众功”。“而今内外交通，吸收发扬，有应接不暇之势。史地疆界，日益拓广，任重道远，更非合作不为功。试观今欧西史家之言中国史者，率臆度虚测，谬误滋多。若不自起整理，则辱没国体，遗羞学术，不知伊于胡底。”[7]与缪凤林一样，郑鹤声也是基于纠正国外学者在中国史研究方面普遍存在的谬误而倡导学术研究上的合作。郑鹤声所提倡的学术合作采取什么方式呢？那就是成立史学会。他认为学术研究，本无畛域；南高师史地研究会的成立，仅是倡其先声，“深盼海内之士，分道扬镳，同怀目标，成此宏图”[8]。

揆诸当时史学界情状，成立史学会并非是仅南高师一家。在南高师史地研究会成立之前，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都成立了史地学会。北京大学历史系也在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前后筹备成立史学会，但因故中辍。朱希祖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上曾说：“我们在两年前已经发起组织史学会，办史学杂志。因为学校常有罢课的事情，欲成立而停止的已数次。”[9]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之前，北大历史系学生曾发起史学读书会，该会后来成为北大史学会成立的基础。但南高师史地研究会、北高师史地学会和北大历史学会等都是局限于一校的学会组织，并未牵涉到其他高校，更遑论南北史学会之间的通力合作。但陈训慈等人谋求成立全国性史学会的创想，在当时而言是具有相当的学术前瞻性的[10]。

南高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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