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当时史地学派成员星散各处，但他们并未放弃成立全国性史学会的努力。柳诒徵认为，“欲明宇宙之真相，舍治史地，其道无由”，“欲知国家之真谛，舍治史地，其道无由”，“欲识人生之真义，舍治史地，其道无由”[18]。与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向达等人商议成立中国史地学会事宜，在诸生支持的情况下，成立了中国史地学会，发刊《史学与地学》杂志。中国史地学会会刊《史学与地学》并未刊载有关该会的详细情形，仅就目前所知，成员依然为南高师时之师友，柳诒徵担任总干事，具体的编辑和问题商榷等事项由任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向达和张其昀负责。从《史学与地学》刊发文章来看，也以史地研究会同人为主。所以，我们可以认定柳诒徵等人组建的中国史地学会虽然以“中国”为号，但他其实是南方学者，或者说是南高学人的一个自发组织，地域限于江浙一带，成员也为南高师旧人，故而完全是一个地方性组织。

1928年，胡焕庸留法归来，任教中央大学，并和张其昀一起创办了《地理杂志》。本来《史学与地学》将历史学和地理学都囊括其中，现在张其昀等人另创《地理杂志》，并与缪凤林、陈训慈、范希曾、郑鹤声等人倡议另创《史学杂志》以呼应之。“盖孪生之子自毁齿而象勺，虽同几席而各专其简策之通轨也”[19]。既然犹如孪生兄弟的史学与地学已经分家，中国史地学会之名就有点名实不符了。经过酝酿，1929年1月，南京中国史学会成立，并于同年3月创刊《史学杂志》。无独有偶，北方的朱希祖等人也与柳诒徵等人差不多同时组建中国史学会。1929年1月7日，朱希祖作《发起中国史学会的动机和希望》一文，表达了自己发起中国史学会的三种动机和七种希望。1929年1月10日，朱希祖与张星烺、罗家伦共拟中国史学会简章。1929年1月13日，“中国史学会开成立会，到会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六校教授、学生共九十四人，推公为主席，并以七十四票，当选为首席委员（其次为陈垣六十票，罗家伦四十九票，钱玄同四十三票，王桐龄四十一票，张星烺三十九票，沈兼士三十三票，陈衡哲三十一票，马衡三十票，候补者陶孟和、袁同礼、萧一山、刘崇鋐、翁文灏五人）”[20]。1929年1月20日，开中国史学会第一次委员会，朱希祖当选为主席及征审部主任。

南北学界同时出现中国史学会，说明史学界对于协作治史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在理论上为成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史学会打下了基础。但南北两方的中国史学会均无多大建树，未能使对方心悦诚服。南京中国史学会与南高史地研究会和中国史地学会一脉相承，研究旨趣和成员大体上相对固定。《史学杂志》以“发表研究著作，讨论实际教学，记述史界消息，介绍出版史籍”为宗旨，对国际史学界的动向依旧给予很大关注。1928年8月，国际历史学会第六次大会在挪威首都奥斯洛举行，陈训慈在1929年3月出版的《史学杂志》创刊号上作为史学界消息加以报道，然后在1929年5月出版的《史学杂志》第1卷第2期上专门从美国《史学杂志》译载了《国际历史学会第六次大会记》，认为“此次盛会，中国虽未有代表参与；然史学研究之国际合作近况，与各国研究之趋势，当为国内研治史学者所注意……吾人以中国人之地位而言，尤望国内学术界得循政治之渐趋安定，而有健实之进步，届时国内史学界再不致如此次之漠视此会，而能由学术团体与政府之合作，推定代表前往参与也”。此外，南京中国史学会还出版了《南京中国史学会丛书》，计有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唐宋元市舶史料》、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和《日本论丛》、陈鼎忠的《通史叙例》和《六艺后论》等。在刊布同人著作的同时，希望能扩大南京中国史学会的影响。而北京的中国史学会在具体事业规划上较南京中国史学会详明，但这些活动最终都没有切实有效地进行[21]。北京方面中国史学会的成立和所拟开展的具体事项，说明身在中国学界主流圈子的学人开始有意识的借鉴国际史学会模式来建设中国史学。就此认识而言，北方学人明显滞后于以柳诒徵等人为核心的南高史地学派；而柳诒徵等人在成立中国史学会之际，前冠以“南京”二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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