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史学会事不可为，但在地方性的史地学团体建设方面，陈训慈等人开展的有声有色。1936年1月12日，陈训慈等在浙江省立图书馆举行了浙江中华史地学会成立大会，以研究史地，阐扬民族精神为宗旨。会议选举陈训慈、李絜非等9人为理事，刘文翮、蒋君章等五人为候补理事。同年12月27日举行本届年会，并决定改名为浙江史地学会，会议选举张其昀、陈训慈、董世祯等九人为理事。抗日战争爆发后停止活动。在浙江中华史地学会开始运作的时候，另外一个地方性史地学团体——吴越史地研究会，也于1936年2月，由一部分热心研究江浙古文化的学者在上海发起，李济、柳诒徵、朱希祖、缪凤林、董作宾等人参与了发起注意事项的讨论。1936年8月30日下午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行成立大会，与会者有宁、沪、杭等地会员60余人，蔡元培任大会主席。大会通过的《简章》规定：“本会以研究吴越（暂以江苏、浙江两省为限）史地为宗旨”，“凡有志研究吴越史地者得申请入会……”，“本会设于上海，并得于江苏、浙江两省设立分会”[22]。大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吴稚晖、钮永建为副会长，卫聚贤为总干事，马衡、柳诒徵、何炳松、李济、陈训慈等任评议，朱希祖、吕思勉、缪凤林和张其昀等人任理事，董作宾等为常务理事。

虽然南高学人参与、发起了一些地方性史学团体，并徐图扩大至全国；北方的清华大学历史学会、燕京大学历史学会、北平研究院历史学会等也都开展了不少工作；但于中国史学会的建设却有无从着力之感。1933年在华沙召开的国际历史学会第7次大会，中国史学界却依旧无人与会。位居中国史学主流的北京学术团体，尤其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机关未曾派人参加，说明傅斯年等学人在中国史学会建设问题上所给予关注程度不够[23]。当时中外史学交流比较频繁，一些中国学人如王国维和陈垣等人都取得了很高的国际声望。对于史学大国未曾参与，国际历史学会也颇为注意。1936年底，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应上海各大教授会常委康选宜邀请来华。“康氏以中国至今无历史学会之成立，对于史学之研究亦不甚注意，故特约田氏来华讲学，以提高国人对史学之注意，并促进中国历史学会之成立。康氏抵平后，与平方历史学者研讨结果，认为确有从速组织中国历史学会之必要，并决定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姚士鳌先生及清华大学历史系刘主任负责在平联络发起；中央大学罗校长负责在京联络发起；上海方面则由康氏南返后进行，务期赶速成立，并希望派代表出席一九三八年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历史学大会。”[24]该消息说北京方面由姚士鳌和所谓的刘主任负责等，未提及顾颉刚，可能初始商议结果如此，因为登载此则消息的出版日期为1936年12月10日，可能未及当时最近的发展动态；但后来的相关筹备运作事项均与顾颉刚发生了莫大关联。1936年12月1日，顾颉刚与陶希圣、连士升一起到北京饭店拜访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商议组织中国历史学会以便加入国际历史学会事项[25]。具体讨论问题主要有中国入会问题、入会后中国政府之援助与中国的财政担负和中国历史学者即时开始史学工作之条项等。次日，田波烈致函顾颉刚，请他协助进行此事。在田波烈给顾颉刚的信中，田氏表示“我愿意并且希望你能领袖着把它组织起来”，“我也相信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来辅助这件伟大的工作”[26]。同时还附上“中国历史学者订购公报减价通告”，因为按照规定，每个与会国或会员国均须订购国际历史学会年出4期，年价75法郎的《世界历史学会公报》。

在确认田波烈会努力帮助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后，顾颉刚与郑振铎、罗家伦等人开始积极筹组中华史学会，作为中国研究历史的最高研究团体。经过各方交换意见，彼此都认为此事极为重要，决定将中华史学会总会设在北京，上海、南京和广州等地设立分会[27]。但由于时局变换过快，抗战军兴，筹组中华史学会一事很可能就此作罢。顾颉刚在1937年7月21日的日记中如是写道：“予在平所管事，燕大史系主任交煨莲或贝庐思女士，禹贡学会交宾四与张维华、赵肖甫，歌谣学会与方纪生等，通俗读物社则移绥办理，只剩一北平研究院，仍可遥领也。”[28]在顾颉刚的工作安排中并无只字提及中华史学会，可见此事已经淡出了顾颉刚的视线。不过，虽然顾颉刚等人组建中华史学会并未成功，但胡适还是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1938年在瑞士召开的国际历史学会第7次大会，并宣读了论文。中国也在此次会上，与爱尔兰和梵蒂冈史学会一起成为新的会员国[29]。

田波烈来华虽未能真正促成中国史学会的诞生，但在很大程度上让中国史学界学人明白了努力方向。随着抗战爆发，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南北学人终于开始逐渐摒弃前嫌，不再过分主张双方在精神方面的不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