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认为南高与北大隐然对立，互相排斥，但南高史地研究会对此并不以为意。北大史学读书会成立不久，史地学派成员就对其作了较为详尽的报道：

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张国威、王光玮等十二人，于本年四月发起组织史学读书会。其意见书略谓（1）当今史学以普遍史为归，欲各方并观，有赖于解各国文字者之助。（2）史学关系各种科学特盛，尤须专究各门者协力共进。（3）故该会目的，将以自由研究之精神，整理国史，以贡献世界。并订有简章十三条，内述其研究暂分本国史，外国史，科学史三组；其会务则为（1）读书报告（2）名人讲演（3）与外界通信研究，调查史料云云。

并认为北京大学学生自组的学术团体很多，唯独史学会久付阙如；“今有此组织，必能发扬有为。吾人对此友会，谨表示诚恳之同情与希望”[13]。因为将北大史学读书会认做“友会”，所以南高史地研究会专函与之联络，但北大史学读书会却未曾给予回应。尽管如此，南高师史地研究会还是一如既往的关注北大史学读书会的发展。当北大史学读书会发展成为北大史学会后，南高师史地学派“爰谨纪之，且以表吾人之愉快与希望”[14]。

当时中国学界南北学统间的无形对立，使得成立全国性的史学研究会成为一种不可能。大本营初期在东南大学的学衡派对北大新文化派，尤其是矛头所指的胡适等人的肆意批评和攻击，初显南北学派之间的差异。史地学派在反对新文化运动过激行为，弘扬传统文化上，与学衡派达成共识。他们还与北大后劲顾颉刚倡导的疑古运动发生了论战，双方你来我往，激战于先秦古史问题。虽然最终结果，双方都未曾有足够的理由说服对方，但就社会反响和支持力量而言，在表层上，古史辨一方获得了胜利。从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对胡适治学的批评，到史地学派与古史辨派的论战，无不说明了南北学界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和对立。按照胡适的说法，就是南北治学精神存在差异。南北两方面的学风存在很大差异，“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信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15]就大致情况而言，当时南北学风差异确实如此。此种差异反映到学校之间，就无形中形成了南高（东南大学）与北京大学之间的对立[16]。当时南高史地研究会致函北大史学读书会，试图联络感情而无回应，就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北方学界以正统自居，对南方学人的学术活动不甚在意的一种心态[17]。此种情状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界因素的影响等原因，南北史学界联合而组建成全国性的史学会只能是一种空想。

三

1925年，东南大学发生了“易长风潮”。教育部免去郭秉文东南大学校长职务，改任胡敦复为校长，引起了部分师生的不满。柳诒徵牵涉其中，处境尴尬，最终愤而出走东北大学，与先他而至的缪凤林和景昌极等人会合。此时，竺可桢也因不满东大部分师生对部聘校长胡敦复的过激做法，而应商务印书馆之聘；梁启超在1923年就离开了东南大学；杜景辉也在1923年11月病逝；陈衡哲留宁半年后回到四川；徐则陵担任历史系主任不久，就转而主持教育系；顾泰来在东南大学任教不久，就远走北京供职外交部；白眉初也在南高师任教不久，回到北京高师。绝大部分指导员的离去，使得史地研究会会员无从请教治学津梁；其中又以柳诒徵和竺可桢的离去损失最大，因为平时史地研究会开展的具体活动和学术论文的撰写都是由他们二人负责。1923年，胡焕庸、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和诸葛麒等人的离校，意味着史地研究会骨干新陈代谢的开始；1925年，向达、郑鹤声、刘掞藜、陆维钊等人的毕业离校，更是史地研究会核心成员的风流云散。后继的史地研究会成员中，很可能缺少上述诸人的才干，虽然陈登原曾经主持过史地研究会，但仅凭一人之力，实在是回天乏术。因东大“易长风潮”影响，《史地学报》3卷8期延至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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