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30]，开始了合作。1940年4月，民国教育部成立史地教育委员会。吴俊生、张西堂、黎东方为专任委员，陈东原任秘书，吴俊生；颜树森、陈礼江、张廷休等7人为当然委员，吴稚辉、张其昀、蒋廷黻、顾颉刚、钱穆、陈寅恪、黎东方、傅斯年、胡焕庸、徐炳昶、雷海宗等19人为聘任委员[31]，柳诒徵、陈训慈、郑鹤声也是史地教育委员会成员[32]。该会于1940年5月14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了“改进大中小学史地教育事项、推动社会史地教育事项、编纂中国史地书籍事项、编制抗战史料事项”等议案[33]。1941年7月4日至6日，史地教育委员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顾颉刚和缪凤林、金毓黻、黎东方一起提出《由本会补助设立中国史学会案》[34]。该议案获得大会通过，决定将史地教育委员会作为筹备中国史学会的通讯处，并由该会酌助经费及发函征求专家学者意见。到了1942年，已经征得116位专家同意，地点遍及后方各省。鉴于此，史地教育委员会决定另案呈请准予定期开成立大会，拟与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同时举行[35]。1943年3月24日，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大会召开；与此同时，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也在中央图书馆举行，顾颉刚、傅斯年、方豪、雷海宗、缪凤林、陈训慈、张其昀、郑鹤声、卫聚贤、吴其昌等120余人。顾颉刚担任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中国史学会会章》，选举了理事和监事；其中理事21人，内有柳诒徵、缪凤林、张其昀、陈训慈等史地学派成员，候补理事9人中有向达、监事7人，候补监事3人中均无史地学派成员。1943年3月26日，中国史学会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召开，顾颉刚、傅斯年、朱希祖、缪凤林和陈训慈等9人被选为常务理事。至此，中国出现了形式上统一的中国史学会，南北学人也于一定程度上统一于中国史学会之内。“但总的来说，该会没有太大的作为，与其创办之宗旨并不相衬。战后复员，学人星散，中国很快又陷入新一轮战乱。随着政治动荡和经济崩溃，学人不得不为生存与生计奔波，无暇顾及学术研究和学术团体的活动。”[36]
可见，终民国之世，南高史地学派成员都在孜孜追求着成立统一的全国性史学会的愿望。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仅具先声”，到中国史地学会，到南京中国史学会，到中国地理学会，到吴越史地研究会，到浙江中华史地学会，乃至到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学会，无不留下了他们努力的足迹。他们创建中国史学会的努力，不仅有理论的指导，也有不懈的实践。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史学会的成立；但其中过程之曲折，则又彰显了民国时期南北史学界之间存在的对立情绪；正是此种情绪的存在，严重延缓了统一的中国史学会出现的进程。
注释：
[1]桑兵教授近在《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上刊有《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会》一文，论述了当时存在的一些地方性史学会和新旧中国史学会，也曾涉及南高史地学派；但本文以南高史地学派为中心，重点探讨他们对创建中国史学会所作之努力，视角与桑兵教授有所不同。
[2]岳玉玺等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4页。
[3] 《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史地学报》2卷3期。
[4]徐则陵：《历史教学之设备问题及其解决之方法》，《史地学报》1卷3期。
[5]张朋园等：《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119页。
[6]缪凤林：《中国史之宣传》，《史地学报》1卷2期。
[7]郑鹤声：《清儒之史地学说与其事业》，《史地学报》2卷8期。
[8]郑鹤声：《对于史地学会之希望》，《史地学报》2卷5期。
[9] 《朱逷先教授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的演说》，《北京大学日刊》第1116号，1922年11月14日。
[10]燕京大学历史学会于1929年成立后，曾对自己提了三点希望。其中一条就是“从今后当体学术无畛域之真谛，联络各校同好，共谋中国史学会之发展，共同工作，以发扬史学，整理国史”。此点希望与郑鹤声所提之愿望类似，但困于多种因素，希望终究是美好的希望，并未水到渠成的成为现实。
[11] 《北京高师史地学会近讯》，《史地学报》1卷4期。
[12] 《北高史地学会近讯》，《史地学报》2卷2期。
[13] 《北京大学史学读书会》，《史地学报》1卷4期。
[14] 《北京大学史学会成立》，《史地学报》2卷3期。
[15] 《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438页。
[16] 南高与北大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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