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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史学专业学会的兴起与运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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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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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负责审查。在审查者既不知作者谁何，自可怯爱憎之私，而一本公正之眼光以择别之。合格留之，不合去之。虽有名德硕学，其来稿无足取者，亦在摒弃之列；而精心撰构之作，即令其人姓字无闻，亦必收载。”他们还在１９３６年１１月专门成立了一个稿件审查委员会，由王钟翰、赵宗复、龚维航（皆当时学生）、洪业、邓之诚、顾颉刚、邓嗣禹（以上为教师）等组成。这种匿名审稿制度的建立，应当说为其始终坚持学术本位的高标准提供了有力的程序保障。正因如此，该刊出版后，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和欢迎，“四期以后，均告绝版。国内无论矣，即欧美各大图书馆，并皆竞相订购，瑞典、苏俄近亦来函订寄。全美史学会集议挑举中国优良学术杂志十种，哈佛大学出版之《哈佛东方学年报》刊后附中国学术杂志五种，《史学年报》皆厕其列。法国《通报》且于各期发行后，特为著论及之。要非其声光远及，不足以致之也”。[49]
第三是注意锻铸专业特色。综观这些在学术界形成较大影响的学会会刊，还可以发现一个共有的现象，即其中大多具有十分鲜明的专业特色或个性。如《禹贡》之于中国沿革地理和边疆史地的研究，《食货》之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考古社刊》之于中国古文字、古器物、考古学和古史的研究，其成就在当时都可说是独步于国内学术界。又如《史地学报》，虽然涉略的范围比较广，不像上几种那样专注于某一分支学科的研究，但在治学上也自具其强烈的个性色彩。该刊经柳诒徵的指导，在“五四”以后学术界主流群趋新潮而鄙弃旧学的风气下，独树别帜，公开倡导弘扬传统，熔铸新旧，史、论兼重而贯之以“通识”的治史路向，虽一度不为新潮学人所理解，然终经自身及与之一脉相承的《史学与地学》、《史学杂志》等前赴后继的努力，构筑起深厚的新人文主义学统，在现代学术史上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四）经费筹措与运用。
学会的运作，须有一定财力为后援。作为民间学术社团，其经费来源大体不出会费、学校和政府文教部门津贴、各类社会基金资助、私人募捐。其中，会费一般不多，低者年仅每人５角，高者达１０元，多数则在１至２ 元间，且往往收缴不齐，难敷学会各项开支之用，更无法组织较有规模的学术活动。学校或政府部门的补贴也有限，且沾溉范围较小。如１９４２年底暨南大学学生成立史地学会，报请学校“拨予补助费及登记证”，结果“准予每学期由校津贴壹百元”。 此百元之款，较战前币值已贬，至多只能资助该会开展一些类似出壁报、剪报、制作读书报告和参观游览等小型活动。[50]１９３５年，顾颉刚曾因禹贡学会经费之事求助于教育部，所得仅一次性津贴３００元。不得已，次年初又转求于朱家骅，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学术团体的刊物，照例只有到教育部请求补助，但这种团体太多了，教育部平均分配，所得一定不多。”[51]以顾的社会声望与活动能力，结果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至于社会基金的资助，则因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衰敝无力及这方面机制的落后，对史学这类与实际应用隔着一定距离的基础性研究，尤少顾及。
然而，对于大部分学会来说，要维持正常运作，特别是举办一些较有规模的学术活动，就只能更多地依靠私人募捐这一渠道。禹贡学会最初主要即靠顾颉刚、谭其骧个人月捐２０或４０元维持（至１９３６年８月，顾前后共捐８８０元，谭为４７３元），后来又得朱家骅捐５００元，辛树帜捐５０元，徐中舒捐２０元，以及张国淦所捐的办公用房等，才使学会的工作条件有所改善。[52]而从燕大历史学会《年报》所称“幸赖我史系及各师友予以经济及稿件之帮助，得庆如期出世”[53]的话看，也可见该刊的按时出版，与会员个人的捐款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方面，更具代表性的是考古学社。该社的活动全靠会费和私人捐款维持，因此，从一开始，就在《学社简章》中对此作了严格规定：“社员年纳社费二元，于每次大会时缴纳。凡不交社费者，作为退出；特别捐款，于必要时募集之。”[54]以后每期社刊，几乎都要发布催促社员交纳会费的通知或有关人员捐款的消息。１９３６年４月推举叶恭绰任社长后，第４、第６期社刊均由叶氏资助出版，但即使如此，该社仍称“经费至少，除社长捐募一部分外，仍有不敷”，希望社员在会费之外，量力而行，再出５至１０元“维持费”，以助社务正常开展。[55] 学社的《启事》即称：“社员所负之义务有二：一曰交费，一曰交稿。本社所恃以联络情感、互通消息者，厥惟社刊；所恃以印行社刊者，厥惟社费。社费不交，则社刊不能出。社刊不能出，则本社瓦解。” [56]促进学术研究和交流，固然是其成立学社的初衷，然若无一定经费的支撑，学社终将不复存在——这就是他们对现实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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