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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史学专业学会的兴起与运作

时间:2009-7-24 13:57:57  来源:不详
、入会后中国政府之援助与中国的财政负担、中国历史学者即时开展工作之条项等。当时确定,中国申请加入国际史学会,“进行方式有三种:一、由中国政府请求;二、由一代表中国的研究院请求;三、由一代表全国的历史学者委员会请求。入会问题在一九三八年八月苏黎支(Zurich)举行四十二国大会决定。田波烈教授返欧后,该学会行政部将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巴黎开会。在开会期前,极愿得知中国之意向。田教授负责写成正式函件致顾教授,促请中国历史学者对此事之注意。彼亦表示将往南京谒见外交部长、教育部长及中英庚款委员会主席”。次日,田波烈又正式致函顾颉刚,指出“中国本国历史和教育的发展,若不发生更多国际的关系,不会完善。并且在中国以外的学术界中,也总不会被人认识——除非立即采取目前的步骤。贵国的加入,对贵国本身和敝会都具有最崇高的历史意义”。为便于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他建议“先要组成一个中国历史学协会”,并希望顾颉刚能积极承担起这项联络组织工作。为响应国际史学会的建议,经各方商定,决定由顾颉刚及北大历史系主任姚从吾、清华历史系主任刘崇 在北平,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南京,康选宜在上海,分头联络发起组织中国史学会,“务期从速成立,并希望出席一九三八年在瑞士举行之国际历史学会大会”。[29]
  这一消息发布后,史学界颇感振奋,直到1937年4月,《图书展望》犹有报道称:“我国史学专家顾颉刚、郑振铎暨罗家伦等,循世界著名史学专家田波烈氏之请,筹组中华史学会,作为中国研究历史之最高研究团体,迭经各方之交换意见,认为此事确属重要,即积极着手进行,闻将于最近期内成立,总会设北平,上海及南京、广州等处设分会。”[30]可惜,抗战的爆发,使这项工作不得不中道而辍。[31]1938年8月的苏黎世国际历史学大会,中国虽被正式接纳为会员,但全国性史学会仍未成立,加之处于战争状态,以致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仅胡适一人。当时正以北大文学院长名义在美国开展外交活动的胡适,是以普鲁士科学院通讯研究员的身份被邀参加的,他在会上宣读了题为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for Chinese History(《新发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材料》)的论文。由于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出席国际历史学大会,故颇受欧美汉学界人士的关注。[32]
  在民间社团和学术界不断发出呼吁的同时,国民政府对全国史学会的筹建也给予了一定关注。1941年7月,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召集第二次全体会议,议决以到会全体委员名义发起组织中国史学会,同时“广征各学校及各研究机关之史学界人士共同发起”,计划一年以后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在该委员会《三十一年度工作检讨》中,又对此事的进展作了通报:“本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关于‘由会补助设立中国史学会’一案议决由出席委员共同发起,须本会作为通讯处并由会酌助经费,一年以来已征得专家一百一十六人之同意,地点遍及后方各省,拟另案呈请准予定期开成立会开始工作。此会之成立会拟与本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同时举行。此会应有充分基金以办一永久性国际性之刊物。”[33]1943年3月24日下午三时,学术界企盼已久的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终于在重庆中央图书馆召开,到会者凡百余人,推徐炳昶、傅斯年、顾颉刚、陈衡哲等9人为主席团,由顾颉刚任总主席。通过会章,选举陈寅恪、徐炳昶、傅斯年、顾颉刚、朱希祖、沈刚伯、柳诒徵、缪凤林等21人为理事,吴稚晖、张继、方觉慧、邹鲁等7人为监事,并于28日起举办学术讲演周,由傅斯年、雷海宗、郑天挺、陈安仁等主讲。[34]按照会章,学会计划在各省市及大学建立分会,其基本任务为沟通国内外史学研究、整理史料、出版史学书刊及协助会员从事专门研究等。在26日举行的理监事会上,还通过了由史学会审查标点二十四史的提案。
  不过,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中国史学会,学术上却无明显作为。究其原因,当与官方推动此事的初衷有关。亲历此会的顾颉刚后来在日记中便发出这样的感慨:
  此次中国史学会之召集出于教育部,电滇黔粤各校教授前来,花费殆十余万。说教部提倡学术,殆无此事。有谓延安正在鼓吹史学,故办此以作抵制,不知可信否?予与今教长(指陈立夫)恶感已深,本不想参加,又恐其作强烈之打击而勉强出席。然开会结果,予得票最多,频作主席,揭诸报纸,外人不详其实,遂以为我所倡办矣。使教部肯出钱、许作事,则我担负其责固无不可,若只为挂牌子计,并不想作事,更不许我作事,则我代人受过亦何必。[35]
  从官方的立场看,出钱推动这样一个全国性学会的成立,实现对学术界控制的目的自然要较发展学术本身重要得多。这一点,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事实上,对官方操纵此事表示不满的,在当时远不止顾颉刚一人。差不多两年后,这一后遗症依然存在。1945年初顾颉刚从成都致陈训慈的信中即提及这样一件事:“此间史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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