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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史学专业学会的兴起与运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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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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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历史知识的学习等方面展开活动。如浙江中华史地学会成立时，即将其会务定为讨论史地研究方法之教材与教法、举行史地演讲、编订史地参考资料等数项。[44]一年以后，又确定以草拟中学史地科设备标准、赞助本省史地展览会、举行时事讲座、续印史地参考资料等为主要工作。[45]
至于那些专业层次较高的学会，其活动往往直接围绕着学术前沿的研究展开。如吴越史地研究会一成立，便确定以新近在杭州古荡、湖州钱山漾、绍兴、常州奄城、金山戢家墩等地发现的古石器陶器为契机，推进江浙一带古文化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藉以明了历史演化及先民生活之情况”。为此，该会调查委员会特函聘各县教育局长为当然委员、各县中小学文史教员担任调查委员，发动他们在当地广泛查访，一有发现，立即函告，“如认为有发掘的必要，则由本会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办理”。[46]同时通过举办古物陈列展览和出版专刊与丛书，向学术界展示工作成果。其所发布的考古报告，如施昕更的《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吴越史地研究会专刊《古代文化》第４期）和《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１９３８年浙江省教育厅刊印）、西湖博物馆与吴越史地研究会合编的《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何天行的《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以及《吴越文化论丛》等对古荡、良渚两古文化遗址的开创性研究，很快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日本东京人类学会出版的《人类学杂志》在介绍《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和《金山卫访古记纲要》（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之二）两书时即称：“这次中国人自己又介绍浙江省石器遗址给世界的学术界，想不到这枯寂的领域里，竟投进了一颗光明，这实在是件可喜的事”，并认为这些成果的发布，“在考古资料中是极有价值的”。禹贡学会在成立时计划藉众手之力完成几项任务：一、从散漫而杂乱的故纸堆中整理出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二、把研究成果用最新绘法，制成若干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三、编一部精确而又详备的历史地名辞典；四、对历代正史地理志作一番详密的整理；五、辑录地理书籍中的各种文化史料，作专题研究；六、提出若干自然地理的问题，征求科学家的解答。[47]从当时看，也无一不属学科前沿的重大课题。
（三）会刊的编辑与出版。
在学会的整个运作过程中，编刊杂志或其他出版物可以说是一项最为常规的工作，它既是展示学会活动成效并提升其专业层次的标志物，又是向社会传递某种学术主张和影响力的主要途径。现代中国的各种史学会，几乎都有自己的会刊或编刊计划，其间虽因经费或稿源等条件的限制，有的未能正式出版，有的时断时续，但质量高且影响深远者仍不在少数。如南高史地学会的《史地学报》、燕大历史学会的《史学年报》、禹贡学会的《禹贡》、食货学会的《食货》、考古学社的《考古社刊》，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从运作的机制看，这些会刊所以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主要是注意了这样几个环节。
首先是重视出版的连续稳定性。有的会刊尽管品味不低，且登载过一些名篇，但因仅出一、二期即止，作为一份刊物，影响毕竟难以持久。故深知此中三昧的顾颉刚在办《禹贡》杂志的过程中，始终十分注意这点，不仅在自己任主编时身体力行，做到按期出版，还对谭其骧任主编期间出现的脱期现象十分不满，屡加督责。为了使《禹贡》能在社会上继续生存下去，他甚至要求谭其骧在保持杂志基本质量的同时，适当降低稿子录用的学术门槛，刊用一些讨论风俗之类的“软性作品”，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读者。并表示，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把刊物维持下去。[48]《禹贡》半月刊之能坚持到抗战爆发，连续刊行８２期，与顾颉刚的这种办刊毅力和实干精神显然是分不开的。其他一些著名的学会会刊，也是如此，如《史地学报》前后持续出五年（１９２１．１１－１９２６．１０），共出２１期；《史学年报》前后持续 １１年，共出１２期；《食货》半月刊持续三年，共出６１期；《考古社刊》（半年刊）持续三年，共出６ 期。这一现象表明，保持会刊出版的相对稳定，对其影响的持久与扩大，无疑有着直接的关联。
其次是努力提升学术含量。为了做到这点，不少学会专门聘请专家组成了编辑委员会负责此事。在这方面，《史学年报》的方法尤足借鉴。在编辑过程中，他们提出：“学术刊物，首重取材。《年报》取材，除揭载燕京大学史学系各教授之著作外，凡毕业生穷年累月钻研之心得与外来各稿，概由主持者将著者姓名慎加弥封，送交编辑委员会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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