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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史学专业学会的兴起与运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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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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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暇更多地顾及文化学术层面的建设，此期的史学专业学会不但数量稀少，且往往旋起旋辍，难以形成风气。即使是湖北史学会这样一个得到官方立案许可，并拥有众多地方著名人士参与的学会，也未见有持续的活动。
新文化运动时期，伴随着现代学术建设步伐的加快，史学会的组织首先在高校系统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其时全国高校中最早成立此类学会的当推北京高师和武昌高师。１９１５年，两校历史地理部学生分别成立了史地学会。北高史地学会的运作一直保持着相当活跃的状态，１９１５年４月至１９１９年，仅举办讲演会一项就达４０余次，会员发表的讲演稿每年平均在２０篇以上，内容除历史、地理以外，还涉及哲学、天文、经济、国势民情诸领域。[5]武昌高师史地学会宗旨为“联合同志，考求史地图书，增进学业”。会员分特别和普通两种，参加人逐年上升：１９１５年特别会员６人、普通会员４２人，１９１６年分别为６人和７４人，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分别为１０人和１０１人。学会规定，每学期召集大会一次，每月召开常会一次。统计四年之内，实际开会１３次，活动内容包括名人讲演、特别会员命题、会长会员发表心得、质疑问难和旅行报告等。据其公布的“历年讲题一览”，会员历年发表的专题讲演达６２个，内容广涉古代历史、地理、天文、律算、音乐、文学，乃至现代风土、教育等各方面。[6]１９１８年以后，由于史地部已改为国文历史地理部（１９１７年改），遂又成立国文历史地理学会（后简称文史地学会），并于
１９２０年５月以学会名义出版了《国学卮言》。至１９２３年，该会以张春霆为名誉会长，胡小石为会长，聘朱希祖、李大钊为名誉指导员，李汉俊等为指导员，会员已遍及国文史地部、国文系、历史社会学系等部、系师生，还出版了会刊《文史地杂志》。
继两校之后，南京高师文史地部学生也于１９１９年秋创立了地学研究会，次年５月改名史地研究会，有会员７３ 人，王庸、陈训慈、胡焕庸、张其昀、缪凤林、郑鹤声、张廷休、刘、束世 、向达、王玉璋、范希曾等皆其中骨干。先后聘请柳诒 、竺可桢、徐则陵、白眉初、萧叔 、陈衡哲等教授为指导员，定期开展专题讲座、学术讲座等活动，制定研究计划，编辑出版《史地学报》。
不难发现，上述较早出现的高校史学社团，差不多都属史地混合型专业学会。从表面看，这固然与当时高等师范系科的设置模式有关，但实际上，却在相当程度上透视出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之际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某种学科分类理念。中国传统学术的架构中史学原本就是一门内涵宽泛的学问，举凡天文、地理、经济、法政、宗教、民俗各科，无不纳诸其内。清末民初以来，随着西学输入和现代学术与教育事业的推进，以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民俗学等新兴学科纷纷出现，传统史学的领地不断遭到“蚕食”而日形“收缩”。不过，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学术界一些人士仍十分强调史、地学之间的“昆弟孪生”关系：
宇宙者，时与空之和也。时无终始，空无畔岸，相赓相错，而成历史，而形地理，故欲明宇宙之真相，舍治史地，其道无由。国家者，亦时与空之和也。画时而为世，截空而为域，纵则有史，衡则有地，故欲知国家之真谛，舍治史地，其道无由。人生者，亦时与空之和也。演以年寿，孕以风土，心量所函，惟历史与地理所宰制耳，故欲识人生之真义，舍治史地，其道无由。[7]
由此颇倾向于史地骈列而治。这种意见，自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且直到三四十年代，在高校或学术界，仍然可以看到这类学术团体的活动，如大夏大学史地学会（１９３３）、湖南师大史地学会（１９４２）、浙江大学史地学会（１９４２）等。但从现代学术的发展路向看，两者间的分科却是大势所趋。
１９１７年北京大学史学门的建立（１９１９年改称史学系），便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其后数年之间，厦门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成都大学等高校纷纷设立史学系。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史、地分开设系已成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与此相应，独立的史学专业学会也不断在高校出现，并日趋活跃。下表为二三十年代主要高校历史学会（不包括史地或文史地学会）简况。自然，这一时期的高校史学会远不止此数，只是由于具体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时断时续，似几家而实一脉相承；有的虽出一系而前后各不相关，故很难作出精确的统计。至其会员构成，也略有差异：有的以学生为主，如厦大和清华的史学会；有的以教师领衔，如中央大学历史学会；更多的则为师生共同组织的学术社团。其中最为活跃且成效最著的，当推燕京大学历史学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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