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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1926-1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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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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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61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和〈钱穆与新儒家〉，氏着，《钱穆与中国文化》，16、57~61。
62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民族主义，可参见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拙文，“Between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the Soviet Influence, 1949-196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9:23(2000), 95~111，对此也有分析。
63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55~56。
64参见严耕望的回忆〈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钱穆印象》，13；方诗铭的〈钱宾四先生散忆〉，《钱穆纪念文集》，37~39。
65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232~233。
66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氏着，《钱穆与中国文化》，9。 67见诸宗海在〈国魂常在、师道永存﹕为纪念宾四先生逝世一周年写〉中回忆道：钱穆在抗战以后，与学生交谈时，「于儒家学说、释道思想，俱有阐发，对康德、尼采、博格森、黑格尔，各有评论」。见《钱穆纪念文集》，66。 68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氏着，《钱穆与中国文化》，40。
69引自罗义俊，〈钱宾四先生传略〉，《钱穆印象》，43。 70有关的专题论文很多，这里仅举几例。杨承业，〈读「国史大纲」与「国史新论」感言：道统与法统献论〉， 《钱穆先生八十岁纪念论文集》（ 香港： 新亚研究所，1974），379~420；何兹全，〈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读《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札记〉，《钱穆印象》，138~162。拙文，〈儒学与史学：钱穆《国史大纲》中之历史观分析〉，发表于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1999年7月的「儒学与现代东亚」学术讨论会。
71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引论〉，1。
72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引论〉，2。
73有关现代历史意识在中国的产生，笔者在〈中国二十世纪史学与西方：论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中有所论述。《新史学》9卷1期（1998，台北），55~84。 74钱穆，《国史大纲》，〈引论〉，3~4。
75这一治史之传统在现今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近史所，仍然流行。其研究人员升等，仍以在该所集刊上的论文为重。
7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46。另见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教授传略》，27。 77见前引余英时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20th-century China一文。另见余英时的解释，〈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中国文化》，17~18。 78钱穆，《国史大纲》，〈引论〉，4~6。
79钱穆于1941年在《教育杂志》的「历史教育特辑」上与陈立夫、黎东方、缪凤林等人一起发表的、题为〈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的文章，就是一例。《教育杂志》31：11（1941，重庆），20~23。而在他的晚年，更有多部从史学的观点「为故国招魂」的著作，如《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史学发微》等。其观点、内容，与《国史大纲》相近。
80见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教授传略》，50。
81钱穆与傅斯年还见过一次面，那是在1950年，钱已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为了获得国民党政府的援助，钱到了台湾。那时的行政院长陈诚设宴招待，由傅斯年作陪，两人大谈干嘉学派。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281 << 上一页 [11] [12] [13]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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