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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1926-1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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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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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派」。从他的解释来看，指的是清末民初以来章太炎、梁启超等提倡的民族主义史学。因此，余英时在回顾中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时，将钱穆列于其中，颇有道理。77但是，钱穆对章、梁等人的民族主义史学，也有批评，认为他们对传统文化，批评太多，而于西方文化，过多赞扬。因此也有必要修正。78毋庸赘言，钱穆的《国史大纲》，就是这一修正工作的开始。除了该书以外，他在当时和以后的论著中，都对中国文化的传统，从历史的角度，做了大量的正面介绍与肯定。79
由此看来，钱穆《国史大纲》的写作，是他公开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决裂的一个重要标志。该书的出版，表明钱穆已经不再以「考史」为治学的主要手段，而是以伸扬中国文化、强调中国生生不息的历史精神为己任。自此以后，一直未有改变。据许多人回忆，1986年钱穆在台北「素书楼」的最后一课，以「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为结束，可见他直到晚年，始终没有放弃、动摇过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信仰。80钱穆如此公开地批评胡适、傅斯年，那么对方也有反应。1945年抗战结束以后，傅斯年代胡适任北大校长，就没有聘请钱穆回北大任教。当时未受到聘书的原北大教员，大都是因为在抗战期间与日本有所妥协而致，而钱穆没有此等「污迹」，可见他与傅斯年学术上的分歧，是他未获聘书的主要原因。钱穆在1949年以后，没有马上到台湾，而是在香港创立新亚学院，也说明钱穆在那个时候，也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81
五、结论
综上所述，在1950年以前，钱穆的学术生涯，如果从他与「科学史学」的关系来看，可以大致上分为两个时期。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期为第一时期，那时钱穆治学的特点是，逐渐走出传统，与新学问接触并有所靠拢，试图用考证的方法，爬梳、整理古代学问。这使他的著述，得到科学史家的赞赏，成为当时「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学术主流的一部分。但他对中国传统的态度，还是与胡适等人有区别。1931年钱穆到北大任教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他逐渐与提倡「西化」或受到「西化」思潮影响的人物分离，而希望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全面考察，强调中国文化的长处和价值。他一人承担北大「中国通史」的教学和用正面的角度评价清代的学术文化，是他与科学史学的人物逐渐疏远的标志。而他在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则表明他已经公开与科学史学的人物决裂了。不过在那时，以胡适、傅斯年等人为首的「科学史学」的地位，也已经大不如前了。抗战期间民族主义的勃兴，使得人们对那种单纯以考订史实为主的科学史学，兴趣顿减。而对紧密联系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增加了兴趣。钱穆所代表的则是在这两派之外的另一种取径，虽然未能像马克思主义史学那样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但其影响十分深长久远，而在近年非但在港台，而且在中国大陆，都有扩大之势。从这一趋势来看，传统文化对现代的中国人，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吸引力，虽经多次「革命」，终未能改变。在结束本文以前，笔者还想做一点说明。此文以探讨钱穆与科学史学之间的关系为重点，因此便有将两者硬性对立起来的嫌疑。但这并非笔者的真意。事实上，本文所想揭示的，正是历史现象之间的复杂性，特别是钱穆学问中的多面性。而中国现代史学的变化，更是型态多样。现代中国的历史起伏动荡，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不免发生变化。梁启超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82而1937年抗战的爆发，更使得不少人为了民族大义，重新为自己的学术定位。即使是这里作为钱穆之「对立面」的傅斯年，也有明显的变化。因此以上对史学界各种流派的划分，只是一种「暂时的」(temporal)作法。历史的持续与变化，特别是其在一定时间与空间内的分化组合，向来是历史研究的主要的吸引力，也是笔者写作此文的主要动机。
1有关这些讨论可见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30~90；以及钱穆妻子胡美琦，〈读刘着《对于当代新儒家的超验内省》一文有感〉，《中国文化》第十三期（1996年6月，北京），8~19。中国大陆的学者，通常把钱穆与其它新儒家并列，如胡伟希，《传统与人文：对港台新儒家的考察》（北京：中华书局，1992）；方克立、郑家栋主编，《现代新儒家人物与著作》（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2将钱穆先生称为「国学大师」的作法，在大陆学者中颇为流行。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国学大师丛书」中，钱先生的传略就被列为一种。在所谓的「国学大师」中，自有高下之分。该丛书中有些传主之「大师」称呼，就颇有些商榷的必要。但钱先生的地位，则无可怀疑。钱仲联纪念钱穆的论文，将钱穆与王国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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