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1926-1950 |
 |
时间：2009-7-24 13:57:59 来源：不详
|
|
|
31年《国学概论》出版时他在「弁言」中写道﹕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本书特应学校教科讲义之需，不得已姑采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大意，分期叙述。22这一段话，十分有意思。其中「学术本无国界」一语，表明钱穆仍然像传统儒家那样，没有忘怀天下。但他在同时又说他应时代之需，采用了梁启超的观点，表明钱穆在那时也愿意跟随该时代的学术潮流。在《国学概论》书内，更有不少例子说明钱穆对「新」学问，非常了解。这一了解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钱穆在书的最后一章中，对「最近期之学术思想」做了较详细的介绍。第二，在前面各章中，他也不时参考梁启超、胡适、章太炎等人的著作，与前人的论述作比较。我们可以在下面看几个例子。譬如，在钱穆那时下力很深的先秦诸子研究中，他就参考而且同意胡适的意见，认为「诸子出于王官论」的说法不可靠﹕「遑论所谓『某家者流，出于某官』之说哉？故谓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可也，谓诸子之学一一出于王官则不可也」。23在谈到两汉今文、古文的争论时，钱穆像顾颉刚一样，并不认为在汉代，有所谓今、古文之争。他们在研究那个时代的学术时，也都想突破今、古文讨论的藩篱。24到了唐代，有关佛经的翻译，钱穆则引用了梁启超的论著。25在讲述清代考据学时，钱更是大段引用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可见他对那些「新」人物著作的熟悉程度。在总结清代考据学时，钱穆引用了胡适、梁启超的意见，认为这些考证的手段，代表了科学的精神，有助于史学的研究。不过，钱穆对清代学问还是有所保留。他引证了柳诒征对之的批评。但更有意思的是，他似乎更喜欢胡适的批评。钱穆引了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的说法，认为清代考证学，欠缺对「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因此在清朝三百年中，「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从钱穆以后的学术生涯来看，他是不满做纯粹的考证学问，而是有意成为一名「史家」的。26看来胡适对早期的钱穆，也有一定的启发。
钱穆对他同代学者的直接评论，见于《国学概论》的最末一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在该章中，他将章太炎、胡适和梁启超视为当时治先秦诸经与诸子的主要人物。对于胡适，更是赞誉有加。认为他「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27这几乎是「夫子自道」，即钱穆已经认识到，在那个时代即使做古代的学问，也须采用一些西洋的新方法。他在以后的论著中，不断将中西学问做比较，看来与此认识有关。事实上，在写作《国学概论》时，钱穆已经对西方的一些学术经典和思潮，有一定的了解。28当然，钱穆对胡适还是有批评的。他提到胡在写作时，由于匆忙而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显得潦草。但他马上又说﹕「要之其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甚至在将胡适与梁启超比较时，钱穆仍然偏好胡适。他说虽然梁的著作「精美详备」，「惟其指陈途径，开辟新蹊，则似较胡氏为逊」。更为重要的是，钱穆对来自东南大学柳诒征的对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的批评，不以为然，认为梁、胡等的作法，有扭转风气之功。29由此看来，如果我们说那时的钱穆对「新学问」有仰慕之心、追随之意，恐不为过。而他那时对胡适等人的反动派，则并不见的有多少同情。譬如，钱穆在评论柳诒征在东南大学的同事吴宓、梅光迪等人的《学衡》杂志时，这样说道﹕这些人「隐然与北大胡、陈诸氏所提倡之新文化运动为对抗。然议论芜杂，旗鼓殊不相称」。在简述了「学衡派」的「人文主义」以后，钱穆也只是说﹕「盖与前引二梁之书（ 梁启超之《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相桴鼓，皆对于近世思想加以箴砭者也。惟学衡派欲直接以西洋思想矫正西洋思想，与二梁以中西分说者又微不同」。30从这些不温不热的评语可见，钱穆对这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者，并不看好。而他所认为与新文化运动可以相媲美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一认识到了以后也没有改变。31
钱穆在《国学概论》中的这些意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在入京前夕，也即进入学术界以前的一些基本想法。因为虽然《国学概论》出版于1931年，在他去燕京大学任教以后，但据他自述，他写作该讲义，是在1926和1928年之间，也即在他结识顾颉刚以前。32该书所反映的，因此是他对当时学术界的先进所抱的比较真实的看法。从上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