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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1926-1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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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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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有一种怀疑，认为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加以重新整理，而钱穆则虽也有疑，却又自然带有一种尊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与胡适、顾颉刚等人的区别在于﹕「余疑《尧典》，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42这段话十分重要。钱穆等于是在说，虽然他们的方法相似，但信仰却很不同。正是这一信仰的不同，造成钱穆以后的变化。不过在当时，钱穆还没有全面阐述他的文化、历史观点。他还是以「考史」闻名。但或许是由于两人研究相近的关系，胡适与钱穆之间总是有一种紧张的关系。虽然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发表以后，胡适承认钱穆的学问，对人说若要问先秦诸子的事，不用问他，可以问钱穆。43但他们两人初次见面在苏州，就有点话不投机。胡适与顾颉刚两人都由于东吴大学教授陈天一的介绍而认识钱穆，但胡适到苏州中学演讲遇到钱穆，双方都觉得「意见不相得」。44钱穆到北京任教以后，又由于顾颉刚的介绍，再次与胡适相见，讨论学问，但以后还是往来很少。45这里的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见不同；胡适力求改造，而钱穆希图维护。而在具体的问题上，也有分歧，如对老子的看法，就是一例。46二是两人当时的治学相近，以致「同行相轻」，也有可能。胡适与冯友兰之间的紧张关系，与他和钱穆的关系，其性质有点类似。47
四、作为「国史大师」的钱穆
以上的论述表明，在钱穆1929年进京任教前后，他的学术研究，以「考史」为主，因此与当时史学界的主流，十分契合。由此，他得到「科学史家」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欣赏。但在学术信仰上，已经表现出某些不同来，只是钱穆还没有机会具体论述。余英时在评论他老师的学术生涯时说﹕「钱先生自民国十九年到北平以后，表面上他已进入中国史学的主流，然而他的真正立场和主流中的『科学』考证或『史料学』，又不尽相合」。这是非常道地的观察。对于这一占据「主流」的学问，据余英时的回忆，钱穆还是颇为欣赏的，认为是一种「客观的标准」，只是由于以后战争的破坏，才丧失了影响力。48所谓「客观的标准」，也就是说史家在研究中对史料所采取的审慎和批判的态度。这一标准在中国史学界的建立，自然与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的努力有关。钱穆在史学界地位的建立，也显然是由于他早期的著作符合了这一标准。
但是，在钱穆进入中国学术界的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就已经在不少学者的心上，投下了一个阴影。提倡科学史学最力的傅斯年在当时，也已经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他的具体作法是，通过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力和财力，对中国古代文明做实证的考察，希望用考古发掘的事实批驳「疑古」的论调。而对于东北的丧失，他则以写作《东北史纲》来驳斥日本政府认为东北不属于中原大陆的说法。由于写作匆忙，他的《东北史纲》里面包含不少史实的错误，由此引起一些学者的嘲讽，认为他一方面提倡「史学就是史料学」，另一方面又不尊重史料。49但该事件说明，当时中国的学界，几乎没有人可以对「九一八事变」无动于衷。钱穆自然也不例外。据他自己说，他之研究历史，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始。50这里的意思显然是，虽然钱穆以前也治史学，但并没有「着史」，而是「以史证经」、「以史证子」。但自东北沦陷以后，则开始希望通过历史的叙述，来重振民族的信心。换言之，虽然钱穆以「考史」出名，但他进入史学界以后，则由于时局的关系，逐渐改变了治学的方向，改以「着史」为主了。钱穆的「着史」，包括了教学与著述两个方面。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如著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国史大纲》。钱穆的第二次入京，是他讲授历史的开始。而这个时候，正好是1931年，即「九一八事变」的那一年。他所担任的课程是「中国上古史」和「先秦史」。但东北沦陷以后，由于民族主义的高扬，各校都遵教育部之命开设「中国通史」。傅斯年等人都支持这一课程，但在课程设置的方面，却有不同的意见。从傅斯年提倡「专题研究」的立场出发，这一「中通史」的讲述，应派几位专家分别担任，因此最初北大曾准备由十五位专家承担这一课程。后来由于实行起来困难，才由钱穆建议，由他和陈寅恪两人主讲。最后，钱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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