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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1926-1950

时间:2009-7-24 13:57:59  来源:不详
穆自己的回忆来看,他在北大和西南联大时,交往最为紧密的是汤用彤、蒙文通和熊十力。63这些人都不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人。唯有例外的是顾颉刚,钱穆对顾一直抱有知遇之恩。在抗战时期,顾颉刚在成都借齐鲁大学设立国学研究所,希望钱穆任主任,钱遂离开西南联大,于1940年到成都协助顾。虽然研究所所处的成都赖家园僻处乡野田间,但钱穆认真讲授,培养了严耕望、方诗铭等历史学家。 64钱穆之离开西南联大,自然是由于顾颉刚的邀约,但也与那时校园的激进空气有关。钱穆自述﹕「自余离开联大以后,左倾思想日益嚣张,师生互为唱和。闻一多尤为跋扈,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65这种情形,虽然发生在钱穆离开联大以后,但可以想见,在他未离开以前,也已经有了不少反对者。钱穆当时的反应就是,潜心写作《国史大纲》,全面阐述他对中国历史和中西文化的看法。为此需要,他一定抽空阅读了不少西方著作,以致他在完成《国史大纲》以后,又花一年多的时间自学英文,以求能读原著。66到抗战结束以后,钱穆在与学生的交谈中,已经不时掺杂他对西方哲人的评论,可见他对西方的历史与文化,也下过一定功夫。67余英时指出,「钱先生自《国史大纲》起才公开讨论中西文化问题。他以鲜明的民族文化的立场表明了他在学问上的『宗主』」。68换言之,从那时开始,他已经决定公开向西化的思潮反击了。钱穆自己也说,写作《国史大纲》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改变。「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69而《国史大纲》则是他表明立场,确定学问宗主的开始。钱穆在发表《国史大纲》(1940)以前,决定将其〈引论〉首先在报纸上发表,反映了他在那时的急切心情。如果写作《国史大纲》是为了褒扬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他的〈引论〉就是这一立场的公开宣言。有关钱穆《国史大纲》中的历史观点,已有不少论述,笔者也另有专文。70此处仅想以《国史大纲》〈引论〉为主,分析一下该书在钱穆学术生涯中的含义。钱穆写作《国史大纲》所公开的立场,可以见于两个方面。第一有关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二有关当时史学界的流派。他在〈引论〉中开宗明义,从中国的历史着眼,正面肯定中华民族文化的地位,反击「西化」论者贬低本族文化的论点。钱穆说道﹕「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其表现有三﹕一「悠久」,二「无间断」和三「详密」。钱穆这里所谓的「历史」,有历史与史学两个意义。「悠久」指历史,而「无间断」与「详密」指中国的史学传统。钱穆指出﹕「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71钱穆维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十分鲜明。既然历史与史学是钱穆立论的主要根据,他就必然要阐明他的历史观与史学观。在他看来,史学包含「历史材料」与「历史智识」两种。「材料累积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72换言之,「历史智识」是一种历史的解释,反映了现代人对过去的认知。这种认知必须不断更新。由此可见,钱穆的史学观反映了一种现代的历史意识,与以往史家单纯记述历史的作法有重大区别。73如果用钱穆的话来说,即他认为现代史学家不应像「传统派」的史家那样,「主于记诵」,而须温故知新。除了「传统派」以外,在钱穆看来,当时的史学界还有两派,一是「革新派」,一是「科学派」。他对「科学派」所下的定义十分明白,认为它「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为代表,显然指的是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史学。但在钱穆眼里,这一学派并无什么价值。下面请看他的评语﹕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无宁以「记诵」一派,犹因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稍近人事;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己。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74这一评语,十分尖锐,其矛头与其说是指向胡适,无宁说是指向傅斯年,因为胡适尚有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而傅斯年反对「着史」,以专题研究为重,又崇尚实证、客观之史学,与钱穆所言更为相合。75显然,到了四十年代,非但傅斯年宣称他从来不读钱穆的书,钱穆对傅也无多少好感可言了。在钱穆的回忆录中,他还试图将顾颉刚与傅斯年的治史方法,有所区别,认为他自己与顾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而孟真所主者(西方史学的德国兰克学派),则似尚有迥异于此者」。76
     钱穆比较欣赏的是三派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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