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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1926-1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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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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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他把清代考证学家的方法视为科学方法的一种，也就不足为怪了。换言之，胡适提倡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正是想通过这一「整理」，发现中国文化中固有的科学精神，加以重振、复兴，以求富强。胡适将他所参与领导的这场「新文化运动」，称为「文艺复兴」，清楚地表现了他的心态。但既然有复兴的必要，也就表明在胡适看来，中国的文化在过去的某个时期，存在着不足，与科学的精神相背离了，因此有待现代中国人的重振。这一问题出在哪儿呢？胡适对当时中国存在的毛病提出了不少指摘，其中包括社会的、伦理的和政治的等各方面。但他注意的重点还是学术研究。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中虽然有科学的精神，但长期以来并未有长足的进展，于是许多文献资料就显得很不可靠。用科学精神「整理国故」，就是要剔除糟粕、保留精华。受到胡适的影响，顾颉刚挑起了「古史辨」的讨论。顾的大胆「疑古」，继承了康有为、廖平等人怀疑古文经学的传统，是那个时代「疑古」风气的一个集中表现。14但是，顾颉刚的「疑古」，虽然像康有为一样态度激烈，但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还是胡适。这在他的自述和旁人的研究中，都有证明。15既然顾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胡适，那么他的「疑古」就必然带有求证的意图，即如何用事实来证明作伪的经过。如此一来，这一「疑古」就带有建设性的意向。顾颉刚本人也声明，他的「疑古」，是为了在科学的基础上重建古史。16易言之，顾颉刚的「疑古」，只是他古史研究的第一步。但是由于他「疑古」成名之后，为声名所累，又由于战争与革命的影响，使他无法全力从事重建古史的工作。不过，顾颉刚虽然自己无法全力以赴，但对别人用科学考证的方法重建古史，还是尽一切可能提供帮助和支持。因此，顾颉刚之提拔、推荐钱穆，并非偶然，而是他在学术界的一贯作法，也是他学术理念的一种反映。17
三、钱穆与科学史学
对顾颉刚提拔钱穆一事，一般人都归之于顾在学术上的宽宏。18这固然没有大错，但就当时的情形来看，顾之推荐钱，也是因为钱穆的治史，与顾在当时所推崇的方法，有相通之处。如上所述，顾颉刚之「疑古」，也有重建的一面。而他掀起的「古史辨」论战，就其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影响来看，是为科学史学、批判史学开辟了道路。胡适在评论「古史辨」的讨论时已经指出，不管双方意见如何，但都必须用同一种方法﹕「就是寻求证据」。19由此看来，「古史辨」的讨论，与其说是批判传统，不如说是为现代史学研究标准的建立奠定基础。现代中国史学在二十年代，逐步形成了一种学术规范，即以批判史料、考证史实为圭臬。20钱穆之为顾颉刚赏识，正是由于钱的早期史学著作符合当时史学研究的规范。
如所周知，钱穆由于早年丧父，未能上大学深造，而是在无锡、苏州附近的小学与中学各教了十年书。由于江南一带文风的熏染，加上他本人的勤学，钱在教书期间，阅读了大量典籍，积累了丰厚的经史方面 的知识。从他自学的情况来看，他的早期兴趣以研读、诠释经典为主，与传统的学者相近。钱最初的两部著作，《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反映了他那时的治学兴趣。但是，青年时代的钱穆，虽然以教书为业，但却没有完全放弃继续升学的愿望。钱在十九岁时，得知北京大学招生需章学诚《文史通义》和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两书，便购来勤读。这说明他有应考的想法。既有应考的想法，那么钱穆对当时北京学术界的情形，也一定关心。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道，他在那个时期逐月读北京的《新青年》杂志，就是他关心学术界新动向的一个证据。21既然关心学术界的动向，那么钱穆对当时北京文史界的风云人物如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和以后的顾颉刚，都一定很了解。对于他们的学问兴趣，也多知晓。事实上，在二十年代中期，钱穆还效仿梁启超而自学日文，就说明他还没有放弃升学，或者进入学术界的愿望。虽然钱穆在晚年回忆时，对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人物多有批评，但不难想象在青年时代，他还是一度有仰慕，甚至追随他们的想法的。当然，这里的所谓「追随」，并不指钱穆同意胡适、梁启超对传统学术的批评，而是指他那时对这些人的治学方法和手段，有模仿之意。 钱穆当时在中学讲授「国学概论」，并写成和以后出版的《国学概论》一书，对我们了解他当时的治学兴趣，有很大帮助。应该说，在二十年代后半期，也即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热火朝天的时候，钱穆受其感染不小。首先，他在中学讲授「国学」，就已经表示出在那个时代，学术界与教育界已经接受了那种始自二十世纪初年、以国家为关怀的中心的文化理念。当然，钱穆虽然教授「国学」，但他对此尚有一些保留。19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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