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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1926-1950

时间:2009-7-24 13:57:59  来源:不详
该并不难理解。8正是由于进化论的观念显得如此显而易见、深入人心,康有为才会如此煞费苦心地到儒学经典中寻找其痕迹,以求证明在中国古代学问(三世说)中,也包含有这一「伟大的」真理。由于进化论思想的普及,民族史学在中国便显得十分必要。因为要想复兴中国,就不得不回过头去,看一看古代中国的先进,具体表现在何处,又如何能对当前复兴中国的任务,提供何种帮助。于是,历史研究就带上了「目的论」(teleology) 的眼光,即如何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能服务于当代的史实,提出新的历史解释。这一用「目的论」的眼光考察过去的作法,在世界各地区民族史学中,都有明显的表现。9但是,由于中国的历史悠久,可以摭拾的史实自然很多,因此就使得中国的民族史学,呈现特别活跃的局面。如「国粹学派」对中国民族历史的构造,就力图从远古的时代入手,发现一些与现代科学相契合的因素,而将这些「现代因素」的湮没不彰,归罪于儒学的兴盛。10毋庸赘言,「国粹学派」的复兴古学的目的,是为了建设一个强盛的现代中国。这种出自现代的关怀而回顾、「发现」过去的作法,成了中国民族主义史学的重要标志。同样为了「发现」过去、复兴古学,其作法可以多种多样,于是就有了不同的史学流派。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悠久的学术传统中,对古代经典自有一个不断革新、变化的诠释传统。11现代学者之复兴古学,就不可避免地会与之相联系。康有为在十九世纪末期推崇今文经学、贬斥古文经学,便是现代学者从现代的立场「托古改制」,并与已有的诠释传统相结合的一个例子。康有为之倡导今文经学,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但他对所谓「新学伪经」的指责,则为二十世纪初年的学术界的「疑古」风气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并不能将这一「疑古」的风气,完全归咎于康有为。事实上,由于进化论的影响,当时(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从现代中国的问题出发,已经对现存的文化传统,逐渐产生种种恶感,视之为造成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他们的着眼点,是将科学理性的发达视为西方文化强盛的基础,而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传统中把科学研究视为「末技」的作法,视为现代中国贫弱的主因。如果说进化论让当时的中国人认识到自身的落后,那么科学主义则向他们揭示了落后的根源。因此,中国现代史学的改造必须仰赖科学方法,从梁启超的《新史学》以来,成为不少人坚守不移的信仰。用科学方法复兴古学、重振中国,梁启超首开其例。科学史学对写作《新史学》时候的梁启超而言,就是如何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重新解释中国历史的演变。因此他在《新史学》中,将展示历史的进化视为史学研究的宗旨。但是对小他一辈的胡适来说,进化论则应该是一种科学方法。胡适对此有一段重要的解释﹕这种进化的观念,自从达尔文以来,各种学问都受了他的影响。但是哲学是最守旧的东西,这六十年来,哲学家所用的「进化」观念仍旧是海智尔(Hegel,通译黑格尔)的进化观念,不是达尔文的《物种由来》的进化观念。到了实验主义一派的哲学家,方才把达尔文一派的进化观念拿到哲学上来应用;拿来批评哲学上的问题,拿来讨论真理,拿来研究道德。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The genetic method)。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12一旦进化论成了一种历史方法,它就对复兴古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康有为对「新学伪经」的怀疑,如果用胡适的话来说,只是一种「大胆的假设」,缺乏详实的证据。而「进化」的方法,或「历史的态度」,则为如何证明这种怀疑,提供了手段,那就是追根溯源,找出伪书、伪经的来龙去脉,用事实来证明其伪。由此看来,在胡适1917年回国以后,学术界的「疑古」风气,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提出怀疑到证实其怀疑。但是虽然胡适将进化论解释成一种方法,但这并未影响人们用进化论史观看待中国历史的演化。胡适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正好证明中国传统学术中科学精神的不足。因此,进化论史观所揭示的中国的落后,仍然是胡适等人「科学实验」的思想背景。既然缺乏科学是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那么胡适所领导的「整理国故」运动,就必然以寻求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态度为主要目的。但是像「国粹学派」一样,胡适也有复兴古学的愿望。虽然他被认为是现代中国「西方化」的主要人物,但实际上他对古代中国文化的先进,仍然抱有信心,认为不会与科学的精神相差太远。胡适在美国攻读博士时以先哲学为研究对象,表明他像邓实等人一样相信,在远古的时代,中国文化中包含有科学的因素。的确,在他博士论文的起始,他就断言中国和西方的哲学中,都有逻辑方法存在和发展的例证。13从胡适的这一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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