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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1926-1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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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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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外部世界的必要。从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努力，其结果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具体而言，这一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人眼界的扩大。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就将一般人对世界的认识，从沿海的邻邦扩展到了欧洲、大洋洲和美洲。但从第二个方面来看，这一「开眼看世界」的结果，反而缩小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从原来的「天下」缩小到了「国家」。中国人渐渐抛弃了以前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而将注意力慢慢转移到了国家，也即中国与外国，特别是与西方强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但在这一新的国家观中，又包含了原来的天下和王朝等概念。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对此有较清楚的分析。他认为在清末的知识分子中间，这一国家观常常有不同的含义，取决于人们对清王朝的态度。5保皇派可以将清王朝等同于国家，保国就成了保清朝；而革命派则将国家界定为中华民族的天下，清朝的灭亡正好是保国的必要条件。但无论如何，国家的兴亡已经成为中国人注意的中心。从天下到国家，反映的是中国人的认同观念所产生的深刻变化。
这一认同感的变化与国家观的建立，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勃兴。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史学》和1905年开始《国粹学报》上有关史学的论文，都代表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如果说在十九世纪末年魏源、王韬等人介绍西方的著作中，中国人对西方的知识只是原来的天下观念的延伸，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初年，由于国家观念的普及，原来的中国为天下之中心的观念已经被中西之间的抗衡、甚至中国应模仿西方的认识所取代。在梁启超的《新史学》中，他一方面将高扬民族主义视为史学研究的目的。在另一方面，他又以西方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史学为样板，批判中国的传统史学。由此，中国史学开始「革命」，进入了一个全面革新的阶段。在梁启超看来，虽然中国史学汗牛充栋，但并没有对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产生多少帮助。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正史」，只是专制帝王的家谱，未能记载多少中国民众的事迹，即所谓中国的「旧史家」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想将「国家」作为史学著述的中心。同样的企图也见于「国粹学派」的著作中。所谓「国粹」、「国魂」，都首先由日本学者所发明使用。「国粹学派」的人物中，有不少人与梁启超一样，曾受到日本现代学术的影响。在「国粹学派」追寻中国这一 国家的起源及其特质（即「国粹」）时，历史学也是他们重要的工具之 一．从建设民族－国家的需要来衡量，「国粹学派」的学者对中国的传统史学，也做了犀利的批判。如邓实就写道﹕悲夫，中国之无史也。非无史，无史材也。非无史材，无史志也。非无史志，无史器也。非无史器，无史情也。非无史情，无史名也。非无史名，无史祖也。呜呼，无史祖、史名、史情、史器、史志、史材，则无史矣。无史则无学矣。无学则何以有国也。6邓实像梁启超一样，以民族主义史学为基准来检验中国传统史学，由此而发展中国「无史」的呜呼。更有甚者，他认为没有史，便没有学，而没有学就没有国，于是将史学研究，将国家建设紧密相连。这种以国家观念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史学，是勾勒中国现代史学的主要脉络。以后史坛流派纷陈，但都不脱此藩篱。钱穆也不例外。因此余英时在回顾中国民族史学的兴起和演变时，也将钱穆的史学放在其中一并考虑。7从天下到国家，反映的是清末民初中国人世界观的巨大变化。一旦放弃了中国作为天下中心的思想，而把中国视为世界上诸多国家的一个成员，就自然需要对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重新考虑。这是当时民族主义史学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其实，就当时中国所处的情形来看，这一问题似乎十分简单明了，那就是在西方强劲的挑战面前，中国显得软弱无力、雄风不再。于是，许多开明、激进人士提倡改革、变法，以求中国之重振。这些想法，在今天看来，似乎顺理成章。但其实却反映了一种历史观的深刻变化，即那时的中国人开始以进化论的观点来考察历史的发展了。因为正是通过进化论，人们才开始将世界各地区的历史放在一个起点上考察，以观察它们前进速度的快慢。也正是由于进化论，即通过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历史的比较，人们才注意到古代中国的先进和现代中国的落后，于是就有了所谓「复兴」的提法。「国粹学派」对「古学复兴」情有独钟，而五四时期的人物则提倡「文艺复兴」，都是显例。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当时的思想界自然有震聋发聩的作用，但进化论的一般道理（国家之间的孰先孰后），对于那时的中国人来说，应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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