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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1926-1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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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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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讨论来看，钱穆在那时对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人对传统的怀疑与批判，并无恶感，而对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的探索，颇为赞许。因此，他在1929年认识顾颉刚以后，会马上被后者所欣赏，并非完全偶然。事实上，钱穆在《国学概论》中，对顾颉刚等人的「疑古」，颇为称许，认为他们「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并对他们提倡的研究方法，即胡适所谓的「历史的方法」(genetic method)或「剥皮主义」，表示有「注意之价值」。33既然钱穆欣赏胡适、顾颉刚，那么他那时在研究上自然而然地向胡适等人所创建的学术标准靠拢，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钱穆早期的两部成名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治学与胡适、顾颉刚等人「互补」的情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钱之写作该长文，是在写《先秦诸子系年》之后，以应顾颉刚的稿约。从他的写作宗旨来看，有不少与顾颉刚对古史的态度相契合。而钱穆自述他在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他认为有「价值的」、胡适的「剥皮主义」。34像顾颉刚、胡适等人一样，钱穆想突破今文、古文的壁垒，对古书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不明显偏袒一方。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希图用考证的方法，将古书的真伪作细致的研究。他们之间的区别是，钱穆对古典学问始终抱有一种崇敬的态度，不愿轻易将之摒弃，而胡适、顾颉刚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对传统学术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不过，在钱穆写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时，他并没有全面阐述他的学术观点。此时他的研究，重在「考史」，而非「着史」。这是他在那时为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科学史家」所欣赏的主要原因。在钱穆到北京大学任教以后，傅斯年在宴请外宾时，经常邀他作陪，并向外宾介绍说钱穆是《刘向歆父子年谱》的作者，俨然将钱视为同道。35傅斯年那时欣赏钱穆的原因，与钱在《刘向歆父子年谱》的立场有关。钱穆写书的出发点，是反对康有为认为刘歆伪造古文经的说法，即批判所谓「新学伪经」论。而他采用的方法是依靠班固的《汉书》，将刘向、刘歆的父子的一生行迹，逐年记述。由此，他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就刘向、刘歆的生卒年来看，刘歆领五经只有大约五个月的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制造「伪经」，显然不太可能。而且，如果照康有为的说法，刘歆造「伪经」是为了帮助王莽篡权，但从时间上来看，也不成立，因为在刘歆争立古文经时，王莽还不具备篡权的机会。由此看来，钱穆的成功之处，是用历史的方法重造古史，以此来鉴别经书的真伪。钱穆自谓：「实事既列，虚说自消。......凡近世经生纷纷为今古文分家，又伸今文，抑古文，甚斥歆莽，偏疑史实，皆可以返」。而「发古人之真态」，则是他著书的「嚆矢」。36这也就是说，他用考订史实的方法，重建历史、「再造文明」。难怪胡适、傅斯年会欣赏他了。如果说顾颉刚之提拔钱穆，是欣赏钱的以史证经的方法，那么傅斯年之欣赏钱穆，则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正是傅斯年从「疑古」走向「重建」的关键时期。换言之，此时的傅斯年，已经与顾颉刚「分道扬镳」，不再以怀疑、批判古史为重点，而是想通过科学方法，重建中国的古史了。37钱穆虽然没有运用傅所提倡的考古方法证史，但他的着作异曲同工，为重建古史做了贡献。38至于顾颉刚与钱穆，在那个时候更是惺惺相惜、互相欣赏。其原因也主要是由于研究兴趣与方法的相似。在钱穆应顾颉刚之邀，写作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以后，顾颉刚也写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其中说道﹕「我很佩服钱宾四先生（穆），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寻出许多替新代学术开先路的汉代材料，使我草此文时得到很多的方便」。39虽然顾颉刚在文章中，采用了康有为「新学伪经」的不少观点，与钱穆对当时今文经学的不满十分不同，但就研究手段而言，有不少相通之处。他们都以考证的方法，重构古史。在顾颉刚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以后，他又请钱穆作评论。钱穆也不讳言，对顾的「疑古」，提出了批评，认为他还未能摆脱今文学家的影响。顾颉刚回应说﹕「我对于清代的今文家的话，并非无条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们的微言大意，乃是相信他们的历史考证」。40Jerry Dennerline所言，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填补了顾颉刚1926年开始研究的新史学中的空白」。41顾颉刚对钱穆历史考证手段的欣赏，在他1929年读到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初稿时就开始了。从该书的范围来看，钱穆的写作显然受到清末民初学术界对诸子学研究的影响。如王先谦、孙诒让、章太炎、梁启超和胡适等人的著作，就是例子。而从钱穆书的结构来看，则又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相埒。他们都想将先秦诸子学术的演变，做一系统的整理。不过，胡适对诸子著作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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