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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1926-1950

时间:2009-7-24 13:57:59  来源:不详
穆自告奋勇,决定一人承担。51由此便有了《国史大纲》的写作。在如何教授「中国通史」上钱穆与傅斯年的分歧,可以视为钱穆与「科学史家」分道扬镳的一个最初的标志。虽然这里在表面上涉及的只是一个教学的问题,但在实际上却反映了史学观念的不同。从傅斯年的立场出发,现代史学的特征就是史家对史料的发掘和考证,以求得对某一阶段历史的认知。傅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的一开始便说﹕「历史学不是着史﹕着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52而从钱穆讲授和写作「中国通史」的情况来看,正好像傅斯年所批评的那样,其中既讲儒家的伦理道德精神,又追求文采和微言大义。难怪从那个时候开始,钱穆与傅斯年的关系就逐渐恶化,以致傅斯年后来对人说,钱穆写的东西他从来不看。这与钱穆初到京时,傅斯年经常在宴客时邀他作陪的情形,成天壤之别。53钱穆与傅斯年交恶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钱穆此时已经开始在治学的兴趣与方法上,都有了改变。就研究方法上而言,自钱穆进京以后,他就很少再从事「考史」的工作。除了前述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文章以外,钱穆仅在1939年写过《史记地名考》,而把其它的时间都用在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特质等方面。余英时在一篇纪念钱穆的文章中用「一生为故国招魂」为题,概括钱穆的学问重点,可谓十分贴切。54这一重点在抗战开始以后,特别明显。但在三十年代初期,已见端倪。因此,钱穆的治学方法和兴趣的转变并非突然,而是与当时中国的国际形势以及北京学术界的风气息息相关的。
     钱穆得以进入北大历史系,与顾颉刚的推荐有很大的关系。本来北大想请的是顾,而顾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去北大,就安排了钱穆去那儿。顾颉刚是古代史的专家,钱穆替代他,自然也担任这一方面的课程。55他在走上讲坛以后,马上就发现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领域。由于顾颉刚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各派立场都有代表,互不相让。钱穆自己说道﹕「当时在北大上课,几于登辩论场。」教授的讲义稿在授课以前就广为散发,可见听课的学生很关心教授的立场。56但就三十年代青年学生的兴趣和态度来说,看来是赞同顾颉刚的为多数,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据钱穆的学生吴沛澜回忆,他在大学一年级时上了钱穆的「中国通史」,也读了顾颉刚《古史辨》七册。他更欣赏顾的观点,并以此为出发点,写了一篇长文。但给钱穆看了以后,钱穆「加以批评,态度严肃,声色俱厉,历时亦长」。57这虽然只是一个例子,可由此可见,当时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主流」历史学家影响之大。钱穆在起初的时候,也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据他的另一位学生杨向奎回忆,1931年钱穆到北大教书时,他也正好上北大一年级,修了钱的「中国古代史」。「按一般规定,中国古代史应当自虞夏商周讲起,但钱先生并不如此,他只是根据他的『先秦诸子系年』的内容,自先秦诸子讲起,联系史实讲下来,一年也没有出这个范围」。58但钱穆同时也在寻求变化。他也许感到那些「主流」历史学家对传统的态度过于偏激,不利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立场,因此试图尽自己的力量改变风气。如他在北大开选修课时,就自定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希望对这一时代思想史的发展提出与梁启超不同的解释。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是依该课的讲义为基础写成。钱穆的这部著作,体大思精,是一部力作。但从当时北京学术界的风气来看,他之讲授「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无异是对清末民初,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学术文化主流的一个挑战。因此钱穆也遇到一些阻力。譬如他在1932年提出开「中国政治制度史」时,历史系主任、留洋归来的陈受颐认为中国已进入民国时代,以往的君主专制政治不必再研究,以致钱的课上没有历史系的学生。反而是法学院院长周炳霖(也是留洋归来的学者)认为政治系的学生也应知中国政治,遂令政治系的学生来修,才使课得以开成。59虽然钱穆之开「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近乎一种政治表态,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他在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并没有对清末民初以来中西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自己明确的见解。他只是通过讲坛和著述,伸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希望学生在推崇西方文化和科学时,也注意到自身文化的长处。他在那段时间,与各派人士都有交往,达三、四十人,实践他的「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的信仰。60但是,正如余英时所言,钱穆虽然起初为「主流派」的学者所提拔,但「他和反主流派的学人更为投缘,甚至左派学人中也不乏和他谈得来的」。所谓的「反主流派」人士,主要是那些与胡适等人不太投缘,或观点相左的人。61而钱穆之得到某些左派人士的赏识,则是由于他的民族主义立场。虽然这些人接受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同时又是民族主义者。因此,钱穆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对左派学者有参考的价值。62从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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