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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豪与中西交通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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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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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这不仅以地域而论，注重扩大研究的视域范围，使其研究不仅包括中国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更包括中国与中亚、西亚、东南亚和非洲等国家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思路上，他注重中西交流的诸种直接和间接关系，注意把中西交通的历史放到整个世界的广阔背景中去分析与观察。
应当说，在众多国家中，方氏尤重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关系的探究；而在这方面，其研究也有自身的特点。他不仅重视东西交往中国家间直接关系的研究，还十分重视间接关系的研究。认为“小关系”往往比“大关系”更密切、更有影响，“研究东西关系史者，必须注意此中之间接关系”[3]，极力倡导对直接的大关系中的无数的间接的小关系进行研究，把对“小关系”的研究提高到一个重要地位。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也确实取得了不少成绩。如他通过对中国与印度、波斯直接关系的研究，发现中国与希腊、埃及的关系，肯定了波斯和印度在希腊文化东传并影响中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通过考察中国与西、葡、荷的关系中夹杂着黑人的事迹，确定了黑人在整个中西交通史中的地位等。这些研究，不仅为后人研究中西交通史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使其研究颇多新意，如环之连，使其间众多的关系层层衔接，曲径通幽，可谓精彩纷呈。
方氏还注意把中西交通的历史放到整个世界背景下去分析与观察。从“南北对抗，东西交通”原则出发，他认为南北抗衡必旁逸而促进东西交通，而东西交通的发展，又往往重复牵动南北战争的形势。分析指出我国春秋时代的五霸攘夷运动和欧亚民族的迁徙有着密切的关系；匈奴与汉代之对抗而引起的民族迁徙是导致安息灭亡的最终原因；罗马帝国的灭亡则是由于中国阻止匈奴南下，迫使匈奴西移，引起日尔曼民族的大动乱所致。这些观点虽说不无偏颇，尚可商榷，但其将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使中西交通与整个世界研究融为一体，无疑有积极意义；既增加了人们对当时整个世界范围相关内容的了解，又可以使人们在横向比较中衡量当时中国的地位。
从内容上说，方著虽然晚出，但其规模之宏伟，内容之丰富，取材之广泛，无不大大超越前人。该书内容十分广泛，举凡“民族之迁徙与移植；血统、语言、习俗之混合；宗教之传布；神话、寓言之流传；文字之借用；科学之交流；艺术之影响；著述之翻译； 商货之贸易；生物之移植；海陆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维系；和平之破坏”[4]，无不包括在内，几乎囊括中西交流过程中的各种历史现象。全书不仅论述了中外交流过程中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生产、生活和相互关系状况等诸多方面；而且以中西文化交流为中心，贯之以文化的主线，重点阐述历代有关宗教、艺术、民族等文化发展状况与中西交流的特点。
从全书来看，方著的内容也相当展开。如诸国间的经济交流无疑是中西交通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即以各代经济交流的情况而论，其论述也很充分。他分列章节，对中国从汉代至明初的对外贸易状况进行系统阐述的同时，又对经济交往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如市舶司、港口史等重点考察。这些考论无疑为后人研究市舶司及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史提供了便利的资料。而他对广州、上海、扬州、江阴、福州等港口的专项介绍和论述，则开港口城市史研究之先。这些均可见方著内容的涵厚。
如果说，方著以其涵盖之广，从横向上反映了中外交流过程中的不同历史现象，那么，他在叙述中西交通历史现象的演变时，则总是追根求源，探寻中西交往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宗教的传入及影响、政治制度的沿革、民族关系的演变等诸多因素发展的来龙去脉。如在论述“唐宋时代南海华侨之创业”时，便专设一节追述唐家、唐人和唐字的来历；在论述“隋唐宋时代西域人之华化”前，专列一节叙述隋以前迁华的异族。如此纵横交织，把中西交通史放到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去考察与分析，以综合反映整个中西文化交流兴盛与衰落的情况。这样，使整个中西交通概况不再零散支离，而构成了相互联动、错落有致的有机画面。
二详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
方著《中西交通史》既是一部通史，同时在结构和内容上也有所侧重。尤详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交流，可说是全书的重点所在，也是其重要特色。
对于明清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方豪有一总体评价。他认为：明清之际，首启中国海运者虽为葡萄牙商船，但真正进入中国内地、与中国朝廷与学术社会晋接的则是以学辅教的耶稣会士，他们以西方的先进科学传入中国，也将中国儒家政治与伦理思想传入西方。此时，中西文化以平等互敬的精神相互接触，从而造成两者交流融会最理想的良机。在此以前，欧洲还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近代文明还没有开始，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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