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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豪与中西交通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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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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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方氏不遗余力、多方搜集，共辑李氏遗文（含诗）43篇，分书籍（13篇）、简牍（10篇）、序跋（25篇）、奏疏（4篇）、议论（4篇）五部加以归类，并详列其出处与版本，对其中有疑义的还加以考证论定，为其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之藻研究》内容广泛，凡李氏的名氏、仕履、著作、行谊等，无不广搜博证，求其尽是。书中对李之藻与西人的交往、传播西学的贡献作了深入的研究，通过他与利玛窦交往过程的考察，揭示了李氏对天主教及西士在中国传教的认识由浅至深，及其本人对天主教由怀疑到相信、笃信，最终入教的演变过程。指出天主教是由李之藻正式传入杭州的，“杨廷筠之与西教士相识，及研习教理，皈依天主教，皆受之藻影响。”[19]
方氏又对李之藻译介、编刻西书的贡献作了悉心的探索。近人研究西洋天文学东传，没有不知道《经天该》为利玛窦所著、李之藻所译述的。但明末清初教中人物所撰书目中，却无一人将此书归于利玛窦或李之藻的。通过对当时有关资料加以考证，他最终否定了《经天该》为利玛窦撰著说、佚名氏译撰说及薄珏撰著说，肯定了利玛窦、李之藻撰译说。
刻书作为李之藻传播西学的一项重要活动，也为方氏所重视。书中他以大量篇幅对李氏编刻《天学初函》的旨趣、所遭受之抨击、国内藏本及中央研究院藏本等加以叙述、考定。认为李氏编刻该书，其所辑多为“四库著录而排斥者”，是他对中国初期天主教会贡献在文化方面的主要表现，对后世影响巨大，若“无《天学初函》，则其中若干种，恐早已澌灭以尽矣！”[20]方氏的这些研究与考定，肯定了李氏对西学传入的贡献，也有助于人们对各书的了解。综观《李之藻研究》全书，其史料搜罗详备、证据确凿，不仅为人们研究天主教史和中西交通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为后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人物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方豪的大量专题论文及对李之藻等人的个案研究，一方面扩大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范围，充实了其内容，使史有浑厚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从深层次上反映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状况，揭示了中国士人对西学传入的态度，从而对中国学人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深化拓展了主题。而书中方氏把李之藻、徐光启等人的学术研究与他们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结合起来，以阐扬他们的爱国敬业精神和科学方法为主旨，对于教育青年一代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四新考据家之史学方法
方氏治史，以考据见长，这既与他在学术上师承陈垣有关，也与其从事的学科领域，对史学的认识有密切联系。他认为：“世有‘文史一家’之说，窃嫌其义含胡，恒为人所误解。以为舞文弄墨，便可作史。殊不知史家之笔，真切是求，不涉浮夸。”[21]。基于这种认识，他的著述多为考证性的文字，往往“详于事实之考定，而少有带叙带论或解释之文字。”[22]就其史学方法来说，也主要表现为民国以来新考据家的特色。现就其主要方面列举数端：
重视中外史料比勘互证，是方氏治史的一大特色，也是贯穿他整个治学过程的重要特征。方氏国学功底深厚，对于中国古代文化造诣很深，对西方的宗教文化尤其是欧美汉学的成果又颇有研究，这为他融会东西、广泛引用外来史料比证中文史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具体的治史过程中，他不满足于一种材料、一个角度对问题的阐述，总是从多方面搜寻资料，多角度对问题加以考证，大量运用中外史料比勘互证的方法，既用外文资料补中文记载的阙失，又用中文史料来订正外人研究的讹误，解决了历史上不少疑难问题。其对明嘉靖年间我国对日葡两国的走私港Liampo问题的考证，便是显例。这一史学方法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覆盖了其研究的各个领域，他之所以能在学术上取得显著的成就，是与其广泛运用这种方法分不开的。
善于运用语言学考史，是方氏治史的又一特色。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他很注重语言学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他将尼布尔、兰克等西方“语言考证学派”的治史方法，与乾嘉学派“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以训诂以求义理”[23]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从语言文字入手，来追寻史料的形成，考证史实的真伪，取得了不少成绩。首先，他以对音方法纠正了佛教术语传入后的诸多讹误。其次，他又视语言学方法为考定一些国家和地名的一种主要方法，运用其丰富的语言学知识，裒集各名称在诸载籍中的同名异译，对其加以考证、澄清，解决了中西交通史中的不少问题。
重视以诗文、小说、戏曲证史，也是方氏治史的重要方面。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诗文证史”法由陈寅恪先生首开其端。方氏在史学研究中，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方法，凭藉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大量引用诗词、小说、戏曲证史，以补正史文献之不足，校正史籍记载之讹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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