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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豪与中西交通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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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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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东西民族，既有接触，文化亦发生交流，有来者，亦必有往者。”[12]从这一基点出发，他在研究时，以“西学东渐”为主，同时也十分重视“东学西被”；而在“东学西被”中，更重儒家思想在西方产生影响的研究；这也是他与其他学者偏重自然科学交流研究的不同之处。他认为：思想的传播和思想的接受，都比物质和艺术的流传和吸收来的困难。“一国文化对其他民族或国家发生影响，当以其思想为主要。”[13]所以，他对马可波罗向欧洲传播中国文明的评价并不高，认为马可波罗虽是传播中国文明于欧洲的主要人物，但他所传播的仅限于物质文明，而对思想却涉及很少。指出儒家思想传到西方以后，对西方的宗教、哲学和政治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是造成18世纪欧洲的反宗教运动的主要原因，实为18世纪欧洲国家从事改革运动之药剂[14]。
方豪对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通史的研究，其丰富的资料、精辟的论述，开拓了我国学人的视野，使人们对于这段有关中国史转折点的史实——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的经过，可以充分了然。他宣传和阐明了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尤其是思想上的影响，对于人们认识明末清初的世界、衡量中国当时的地位、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三注重他人忽略环节与个案研究
方著在勾画中西交通全貌，详论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重大史实的同时，又对中西交流过程中他人忽视和不注意的环节，作了大量的专题和个案研究，对许多有影响的事件和人物予以深入剖析。其对问题的研究，专而有征，实而不泛，具有实证派史学的特点，从而使其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和论断，往往拥有独特的学术视角和相当的深度。
首先，他十分注意中西科技交流过程中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开掘，探索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考定人物的功绩。在明末清兵入关战争中，徐光启和李之藻曾遣人往澳门向葡人购炮，有关这一段西洋火器传入中国历史，所存的史料散佚在许多书中，又加之这段历史关系明、清两朝国运，因此，局外人知之者甚少。方氏则投入极大的精力，细心搜索，加以考证，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史事披露于世。在西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人们多盛称徐光启、李之藻二人，却很少有人提及王徵。对此，方氏认为：“徐、李之为中外人士所称道，多由于教中人先为之揄扬，则王徵之受冷落，必教内对之有所不满，故讳言之。”[15]并探赜索隐，以近20年的时间搜集有关资料及其遗文手稿，撰成《王徵之事迹及其输入西洋学术之贡献》一文，详考其生平事迹，充分肯定他在西学传入中做出的成就，从而使其事迹得以彰明世间，为学界所推重，为科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其次，对中西思想文化交流领域诸多他人所忽略的问题，方豪尤为注意。明末清初七千部西书流入中国，无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大事。但方氏以前，治中西交通史者对此知之甚少。为此他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金尼阁携七千部书籍入中国的史实原委进行详细考订，指出金氏所携书籍，“其数量必在七千部左右殆无可疑”[16]。并把当时北堂图书馆所存七千部的残遗，按书目和文字一一举出，首次揭开七千部传入的真面目。考定七千部的同时，他又发奋搜求了同治年间114位不为国人所注意、讲留学史也提不到的留欧学生的事迹并详加考订，改变了当时对天主教人士留学欧洲事偶有述及，“则亦语焉不详”[17]的局面，为研究中国留学史和思想文化史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在方著《中西交通史》和有关的专题论文中，诸如此类的研究不胜枚举。如明季西班牙鄂本笃陆上来华、徐霞客与西洋教士的关系等。这些考订与论述，对于史料的开掘很深，在论述中则新见叠出，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可谓别调独弹，如果没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和扎实的史料功夫，显然是难以做到的。
方豪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不仅注意“面”或“线”上的研究，还很重视“点”上的研究，对其中一些贡献卓著的人士，进行个案剖析、重点研究，把大的研究与个案研究融为一体。《李之藻研究》即是典型代表。
李之藻为明末我国“开教三大柱石”之一，与徐光启同被称为“西学传入我国之祖”。但由于研究资料缺乏，“今海内稍治学者莫不知文定，而李公之学问行谊，又隐晦不彰”[18]。方氏立志对其进行研究，早在1922年便开始注意搜集有关资料，经1926年《李我存研究》的刊行，再到1966年《李之藻研究》的出版，历时40余年，可见其用力之深。
由于历史的原因，李之藻遗文、奏疏等散佚颇多，方氏以前搜集最多的徐宗泽的《文定公集》增订本，所辑李氏遗文也只有16篇。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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