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得其宜。其论赞剖别贤否，指陈得失，皆有特见，远过马、班、陈寿，余不足论矣。”[6]（《后汉书》）高度评价了它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王先谦及其弟子黄山把刘昭《续汉书》志注、李贤《后汉书》纪传注和清人惠栋《后汉书补注》融合一处，撰成《后汉书集解》一百二十卷，对中国古代学者注释《后汉书》的成果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成为历代《后汉书》注释的集大成之作。今人研究成果，代表性著作有宋文民著《后汉书考释》，于199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值得参考。由此可见，范晔《后汉书》纪传和司马彪《续汉书》志以及刘昭、李贤注疏，在过去一千多年的流传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范晔《后汉书》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陈充等人校勘，“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7]（《崇儒》四之一）。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刊刻由刁衎等人续校的《后汉书》校定本[8]（《淳化校三史嘉祐校七史》）。上述两个版本都只有范晔所撰的纪传，而没有司马彪的《续汉书》志。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国子监孙奭上疏：
光武嗣西汉而兴，范晔继《东观》之作，成当世之茂典，列三史以并行。克由圣朝刊布天下，虽纪传之类，与迁、固以皆同；书志之间，在简编而或缺。臣窃见刘昭《注补后汉志》三十卷，盖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终遂补全，缀其遗文，申之奥义。至于《舆服》之品，具载规程；《职官》之宜，各存制度。倘加铅椠，仍俾雕锼，庶成一家之书，以备前史之缺。伏况《晋》、《宋书》等，例各有《志》；独兹《后汉》，有所未全。其《后汉志》三十卷，欲望圣慈许令校勘雕印。[3]（《乾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书门下牒国子监》）
仁宗命马龟符、孙奭等人校勘，于“乾兴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后汉志》三十卷颁行”[8]（《淳化校三史嘉祐校七史》）。同时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补入范晔《后汉书》，于“天圣二年送本监镂板” [7]（《崇儒》四之六）。自北宋孙奭校刻本把两书合为一书以后，就产生出《续汉书》志在《后汉书》中如何位置和撰人暨注者如何署名两个问题。其一，关于编次位置。北宋孙奭校刻本把《续汉书》志附在范晔《后汉书》纪传之后，以后南宋绍兴本，元代大德本，明代毛晋汲古阁本，1965年中华书局点校本，皆依此式。但是，历代纪传体史书通行的编撰体例为纪、志、表、传，《后汉书》无表，所以明代北监本和清代武英殿本就直接把《续汉书》八志置于范晔《后汉书》十纪之后、八十列传之前。这样一来，《后汉书》中三部分内容的编订次序就出现了“纪、传、志”和“纪、志、传”两种版式，难以统一。尤其是目录编排次序和正文编排次序，有的版本相互歧异，很不一致。如上海涵芬楼百衲本影印南宋绍兴本（原缺五卷半，影印时借北平图书馆藏本配补）卷首目录次序是“帝纪一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卷”，而正文刊刻次序则是“帝纪、列传、志”。同样，汲古阁本卷首目录凡三行，次序是“十帝纪一十二卷，唐章怀太子贤注；八志三十卷，刘昭注补；八十列传八十八卷，唐章怀太子贤注”，而正文刊刻次序也是“帝纪、列传、志”。其二、关于撰人与注疏者署名。由于孙奭校勘《后汉书》时误以为《续汉书》志是刘昭补作，以致湮没了司马彪的名字。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余靖等人受诏复校《后汉书》，仍然沿袭其误，认为“十志未成，晔被诛。至梁世，有剡令刘昭者补成之”[9]（《景祐刊正札子》）。后来按“纪、传、志”次序编订的南宋绍兴本，各纪传卷端署名“唐章怀太子贤注”，各志卷端署名“刘昭注补”；毛氏汲古阁本各纪传卷端署名“唐章怀太子贤注”，各志卷端署名“梁刘昭注补”。而按“纪、志、传”次序编订的明代北监本，十纪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晔撰，唐章怀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