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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卷本《后汉书》，而是注补本和原本各自单行。清人王先谦说得好：“以《续志》补范，昉自刘昭。昭之《后汉书》注固已合志于纪传矣，然此自刘氏一家之学，范书原本则仍止纪十卷，传八十卷，未尝阑入《续志》也。”[20]（《述略》）直至唐初，仍然是范晔《后汉书》原本与刘昭《后汉书》注补本并存，据唐太宗贞观年间修撰的《隋书·经籍志》记载：“《后汉书》九十七卷，宋太子詹事范晔撰；《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21]（《经籍志二》）关于《隋志》记载的两个版本卷数分别比原书多出数卷，历代学者多认为系传抄之误，我以为极有可能是后人把两个版本的纪传中某些长篇析成子卷，而又分合未定，造成各本卷数不一致。
唐代高宗年间，太子李贤招集张大安、刘讷言、格希元等人，对范晔《后汉书》重新加以注释。对于这次注疏，清代学者认识并不一致。王鸣盛认为李贤注疏采用刘昭注补本，改注纪传而仍保留八志的原注。他说：“唐章怀太子贤既用其本改其注矣，于志仍用昭注。注纪传易，注志难，避难趋易也。且昭所注《续志》颇有可观，则其纪传注必佳，仍旧可耳，何必改作！” [15]（《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钱大昕则持另外一种看法，认为唐人所注者乃范晔原本：“章怀太子别注范史，而刘注遂废。惟《志》三十卷，则章怀以非范氏书，故注不及焉。而司马、刘二家之书，幸得传留至今。” [17]（《司马彪续汉书志附范史以传》）李慈铭针对二人之说，认为钱大昕更得其实。他指出：
王氏谓章怀太子既用刘昭本《后汉书》改其注矣，于志仍用昭注者，以注纪传易，注志难，故避难趋易云云。钱氏谓章怀本仅注范书，以《志》系司马书，故仍昭之旧注，不为更易，此说得之。当日有唐文治极盛，亲王朱邸文学之士甚多，况既有旧注，但加考正，集众手以成完书，何难之有！ [6]（《后汉书》）
李慈铭右钱左王的意见完全正确，然而他把钱氏“惟《志》三十卷，章怀以非范氏书，故注不及焉”的看法错解为钱大昕主张李贤注疏“仍昭之旧注，不为更易”，即李贤所注《后汉书》中仍用刘昭注补的司马彪《续汉书》志，则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钱大昕。如前所述，钱大昕坚持北宋补合之说，不可能认为李贤注《后汉书》里仍然保留刘昭补志。而这只能是李慈铭自己的意见，因为他坚持南朝补合说，所以认为唐代仍然如此。我认为，钱氏所谓“章怀太子别注范史”的意思，一方面是说李贤从新注疏范晔《后汉书》，鉴于刘昭注疏偏重于考证记事异同与讹谬，所以李贤注疏偏重于训诂文字和名物度数；另一方面是指李贤等人不使用刘昭注补本，因为唐代前期范晔《后汉书》原本仍然存在，所以李贤等人注疏范围只包括纪传，《续汉书》志“故注不及焉”。还应当提到的是，自范晔《后汉书》问世以来，后人传抄其纪传就存在篇卷分合不一的情况。王先谦分析说：“范书《隋志》载九十七卷，新旧《唐志》则云九十二卷，《宋志》则云九十卷。以十纪、八十列传篇各为卷计之，惟《宋志》卷数与今本合。《隋》、《唐志》所载，或多七卷，或多五卷，当由就纪传之繁重者分出子卷，隋所分者，唐又间取而合之，是以卷数不同。” [20]（《述略》）李贤注疏以后，这种歧互趋于稳定，形成十篇本纪十二卷和八十篇列传八十八卷的格局，迄今不变。《旧唐书·经籍志》记载李贤注《后汉书》一百卷，可证李贤注本的纪传由范晔原书九十篇中析出十个子卷，变为一百卷。
在唐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后汉书》李贤等注本与刘昭注补本同时并存。但因李贤以皇太子身份注《后汉书》，自然受到唐人重视，而刘昭注补《后汉书》则逐渐散佚。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后汉书》五十八卷，刘昭补注。”《新唐书·艺文志》也记载：“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 虽然两《唐书》均把“注补”误作“补注”，但据此可知刘昭注补本《后汉书》仅仅剩余五十八卷，损失过半。唐代学校以及科举考试，规定使用李贤注本，而这个注本中没有志文及注文，所以朝廷诏令从刘昭所注《后汉书》残篇中抽出注补的《续汉书》志，与李贤注本配合使用，前引杜佑《通典》述科举考试规定“《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足以为证。经过唐末五代战乱，到北宋时期，刘昭注本散佚更加严重。据《宋史》记载：“范晔《后汉书》九十卷，章怀太子李贤注；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22]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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