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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志》）这里说李贤注本九十卷，是合并子卷统计数字，与《旧唐书》记载的一百卷并不矛盾。但所载“《补注后汉志》”书名有误，当为“《注补后汉志》”。刘昭注本仅仅剩余《注补后汉志》三十卷，可证所注纪传全佚。司马彪《续汉书》志以及刘昭注疏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缘于“唐时功令，习《后汉书》者并昭所注志为一史，故续志注三十卷得以保存，至宋不废耳” [20]（《述略》）。尽管如此，八志中“《天文志》第三卷通卷无注，必系亡失，非刘氏原本；至《五行志》第四卷通卷无注，其为亡失，更属显然。” [15]（《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既然李贤注本有纪传而无志，而刘昭注本又仅剩八志而无纪传，孙奭校书时把两个注本合为一书，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这是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汇为一书的第二个合编本，与第一个合编本所不同的是，这个合编本中志仍为刘昭注疏，而纪传则是李贤等注疏。
综上所述，可知赵翼、王鸣盛、李慈铭等认为两书合并始于刘昭，系指第一个合编本，而陈振孙、钱大昕、四库馆臣等认为两书合并始于孙奭，系指第二个合编本。平心而论，不论主张刘昭合并两家之书，还是主张孙奭合并两家之书，看法都不够全面，只说对了一半；而两家各据所见相互驳辩，也是互有优绌，只能证明对方说错了一半。只有全面考察两书的分合过程，把两家意见结合起来辨析，才能消弭分歧，最大限度地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 四、余论
在今天看来，不论是刘昭为范晔《后汉书》纪传和司马彪《续汉书》志作注并把两书合而为一；还是北 宋 君臣把李贤等所注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刘昭所注司马彪《续汉书》志再度合为一书，都已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上的一段佳话。但迄今为止刊印的各种版本《后汉书》，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应当充分护惜前贤的苦心与成果，把《后汉书》进一步整理完善。
第一，两书应分别标目。范晔《后汉书》纪传和司马彪《续汉书》志以及刘昭、李贤注疏，在千百年流传中已经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所谓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全书总名仍然应该定为《后汉书》，这也是刘昭、孙奭等历代学者的共同愿望，应当充分尊重。但在合为一书之后，不能仅仅标著范晔一人之名，一家之书，使人误认为范晔撰成全书，湮没司马彪撰《志》之功。钱大昕曾经提出恢复《续汉书》志的名称：“司马史实名《续汉书》，刘氏以补范缺，因冒‘后汉’之名。今既与范史并列学官，谓宜改题‘续汉志’，以复绍统旧名，且订宋明刊本沿袭之失。” [17]（《司马彪续汉书志附范史以传》）李慈铭也认为：“今江宁新刻本虽悉依汲本，而以此《志》次范书列传之后，题曰‘续汉志’，又载昭补注之序，其体最善。”[23]（《桃花圣解盦日记》）所谓江宁新刻本即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金陵书局本，扉页署“范晔后汉书九十篇一百卷，唐章怀太子贤注；司马彪续汉书志八篇三十卷，梁剡令刘昭注补”，非常准确。今后出版《后汉书》，应当采纳钱大昕、李慈铭的意见，在扉页单独标目，分别标明“后汉书纪传”与“续汉书志”的名称。
第二，撰人应同时署名。近代以前的《后汉书》刊本，大多不署司马彪的名字，造成谬种流传的后果。为了弥补这一缺失，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本《后汉书》就“于此三十卷，并题司马彪名，庶以祛流俗之讹焉” [11]（《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后汉书》在纪传各册的扉页上标明“后汉书，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在八志两册的扉页上标明“后汉书志，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对撰人和注疏者署名作了全面标示。然而这样处理仍未臻尽善，因为司马彪八志名为“续汉书志”，而不是“后汉书志”。以后出版《后汉书》，应当吸取前代教训，借鉴四库全书本和中华书局本署名的方式，明确标著《后汉书》纪传为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续汉书》志为西晋司马彪撰，南朝梁刘昭注补，避免后人再产生误解。
第三，编次应注重体例。自宋人以刘昭注司马彪《续汉书》志补范晔《后汉书》以后，历代刻本大多置于范书纪传之后，以便保持两书完整，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这一体例却不符合历代正史纪、志、表、传的编纂传统。以汲古阁本为例，尽管在目录中按照“纪、志、传”次序编订，本纪的次序由卷一至卷十，志的次序由卷一至卷三十，列传的次序由卷一至卷八十；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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