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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氏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终遂补全，缀其遗文，申之奥义。”盖误以《志》为蔚宗作，不知昭序已明言司马绍统矣。昭本注范史《纪》、《传》，又取司马氏《续汉志》兼注之，以补蔚宗之阙，故于卷首特标注补，明非蔚宗元文也。[17]（《司马彪续汉书志附范史以传》）
钱大昕指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和刘昭注疏由于宋代学者的努力，得以保存下来，同时也指出误《续汉书》志为刘昭所作始于宋人。乾隆年间所修的《四库全书总目》为《后汉书》所作提要说：
今本八志凡三十卷，别题梁剡令刘昭注。据陈振孙《书录解题》，乃宋乾兴初判国子监孙奭建议校勘，以昭所注司马彪《续汉书》志与范书合为一编。案《隋志》载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唐书》亦同，《宋志》惟载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而彪书不著录，是至宋仅存其志，故移以补《后汉书》之缺。其不曰《续汉志》而曰《后汉志》，是已并入范书之称矣。或谓郦道元《水经注》尝引司马彪《州郡志》，疑其先已别行；又谓杜佑《通典》述科举之制，以《后汉书》、《续汉志》连类而举，疑唐以前已并八志入范书，似未确也。[11]（《后汉书》）
四库馆臣所引“或谓”之说，实指邵晋涵为《四库全书总目》中《后汉书》所作的提要初稿意见，我们留待后文详细辨析。从上述各家记载来看，可见北宋以前范晔《后汉书》虽已有刘昭“借旧志注以补之”，但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仍是“自别为一书”。宋真宗乾兴元年，孙奭建议把二者校勘为一书，而没有注明范晔《后汉书》中的志乃是司马彪《续汉书》志，而直接说成刘昭“补亡”、“补阙”，造成后人诸多误解。但是，两书至北宋合并则是确切的事实。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两书合并不始于宋人，北宋以前已经合在一处。清人邵晋涵提出唐代合并之说：“郦道元《水经注》尝引司马彪《州郡志》，疑彪之诸志在六朝已有单行之本，故昭为之注。杜佑《通典》述科举之制，以《后汉书》、《续汉志》连类而举，则知以司马《志》附见范书，实始于唐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宋乾兴初，判国子监孙奭始建议校勘，合为一书者，考之不审也。” [5]（《后汉书提要》）明确表示不赞同陈振孙提出的北宋合并说。赵翼指出：“《后汉书》撰述家最多，是以范蔚宗易于藉手。……又十志乃刘昭取司马彪所作以补范书者，增《百官》及《舆服志》是矣，《刑法》、《艺文》亦史之所当载者，乃不为作志，则东汉之刑名及诸人著述于何考乎？此又补注者之失也。”[18]（《后汉书》）他把司马彪“八志”误作“十志”，失考；同时还把刘昭“注补”说成“补注”，指责补志门类欠缺，理解有误。但赵翼指出“刘昭取司马彪所作以补范书”，意思却非常明确，承认刘昭把司马彪《续汉书》志合入范晔《后汉书》。王鸣盛认为两书合并在北宋以前已经完成，而且指出合并两书之人就是刘昭。他说：
范书无志，梁刘昭注之，即以司马彪《续汉书》志补入，孙氏承泽、李氏光地皆指为范氏书。观陈振孙《书录解题》第四卷，宋《馆阁书目》已如此误也。此《志》每卷首题云梁刘昭注补，不知何人题。正因以司马《志》补范书即刘昭所为，故后人题之如此。别本改云补注，岂司马《志》有所缺，昭补之兼注之耶？司马《志》无缺也。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马《志》者，而昭又补其注耶？昭之前未见有注者也。姑再考之。[15]（《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
王氏所说的“别本改云补注”，即清代武英殿本《后汉书》中各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刘昭补并注”，造成他对刘昭“注补”还是“补注”问题心存疑虑。殊不知此举乃系后人妄改，本不足存疑，但王鸣盛却认为应当“再考之”，于此可见乾嘉史家考史的慎重态度。李慈铭不同意钱大昕等人的看法，明确提出刘昭注范晔《后汉书》时把司马彪《续汉书》志加以注释并补入范书的观点。他说：
《后汉书》中八志，自来多误为范氏作。国朝朱氏彝尊、钱氏大昕、纪氏昀、王氏鸣盛，洪氏颐煊、赵氏翼皆辨正之，今日为遍录于汲板范书之首。惟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始自宋乾兴中孙奭、余靖等奏请，则尚未确。《梁书》及《南史》刘昭本传，俱仅云昭注范晔《书》，而昭自序云：“范志全缺，乃借司马《续书》八志，注以补之，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是合司马《志》于范书，乃始于昭。故《隋书·经籍志》云：“《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即今所传帝纪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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