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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Putna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3, p. 35.
17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by A.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p. 25. 据法文本翻译的此书中译本这句话意思相当不同:“不应该把话语推到起源的遥远出场；而是应该在审定它的游戏中探讨它。”见《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30页。
18 陈啸江:《建立史学为独立的(非综合的之意)法则的(非叙述的之意)科学新议》(1935年10月发表)，收入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547页。按该书原文为“通过过去、现在、未来的‘变’的法则”，语不通，疑其中之一“过”字为后之校者所加，故删去。
19 该章程并要求，不论是治正史学的还是治通鉴学的，除相互参考外，“并须参考外国史”。可知当年章程制定者的学术眼光不仅通达，且已相当“现代”，确可称为“新史学”。参见《奏定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1904年颁行)，收入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4页。
20 蒙文通:《治学杂语》，6页。
21 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7-8、13-14页。
22 (陶)孟和:《随感录二十六》,《新青年》，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5卷3号(1918年9月)，292页。
23 本段与下两段，蒙文通:《治学杂语》，32-33页。
24《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更多是理学书而非历史书，所论是理学的“学术”及学脉本身，而未必是今人所认知的“学术史”。此点前贤早已述及，然今人多不注意，参见蒙文通:《治学杂语》，5页
25 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是蒙先生的《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收入《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巴蜀书社，1999年，253-380页。
26 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收入《古学甄微》(《蒙文通文集》第1卷)，巴蜀书社，1987年，36页。
27 蒙文通:《经史抉原·孔子和今文学》，201页。
28 蒙文通:《治学杂语》，16页。
29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静安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5册)，38-39页。
30 如在研讨近代“国学”之时，如果把“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看作两个“社群”，则从社会角度考察前者怎样因应后者的冲击、怎样调整和确立自身的学科认同，以及“国学”作为一个类型或门类的学问怎样为社会所认知，学人自身怎样看待其研究对象等面相，都可以告诉我们更多有关“国学”的信息，这些信息又反过来增进我们对特定时代所谓“国学”的理解。在看到民初一些本不承认“国学”是“学”的趋新学人却把相当数量和类型的人排除在“国学”范围之外时，对他们与“国学”相关的复杂心态自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第8章)。另一方面，以西学为蓝本的新学术在中国的成长发展历程中又时时与“国学”有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当然也包括相互竞争，导致我们今日学术研究中产生相当一些“中国特色”，也是非常值得探索的现象。
31 蒙文通:《经史抉原·孔子和今文学》，157页。
32 关于“古史辨”在这方面的方法论意义和影响，我将另文探讨。
33 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1924-1926年),《傅斯年全集》，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卷，448-449页。
34 顾颉刚:《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1926年10月),《古史辨》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131页。
35 傅斯年留学期间(1919-1926年)笔记，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档号I:433。承王汎森所长惠允使用，谨此致谢。
36 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增订本，265页。
37 章太炎:《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的白话文》，陈平原选编，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111页。按本书是陈先生据泰东书局本《章太炎的白话文》斟酌损益而编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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