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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后者的范围不止于“新文化史”，其中不少内容实际构成对前者的补充。当然,“新文化史”似乎愈来愈体现出其与“后学”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参见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lutur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64 参见Robert Darnt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 in idem,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90, pp. 219-52; Fritz K. Ringer, “The Intellectual Field,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9(1990), pp. 269-94. 柏克(Peter Burke)近年关于16-18世纪“知识”的“社会史”颇可参考(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0, 此书已有中译本:《知识社会史》，贾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尽管其讨论的“知识”不全是我们思想史通常处理的“思想”，倒有些接近梁启超和钱穆那两本《近三百年学术史》所说的“学术”。
65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卷，579页。
66 蒙文通:《经史抉原·经学抉原序》，47页。
67 许多学者迄今还在考证和争论孔子是否编定或写定“六经”，若我们采信他老人家的“夫子自道”，则其进行了某种类似的工作，或大致可立。
68 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上》，36-38页。章氏并从祭祀制度考察，指出“隋唐以前，学校并祀周、孔；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盖言制作之为圣，而立教之为师”。这一从学术之外的制度观察思想和学术演变的创意，实在值得后人效仿。
69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18-19页。
70 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40页。
71 薛瑄语引在胡适1923年4月3日的日记，见《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册，7页。当然，从清季革命党人开始，就有人将“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解释为朝廷以尊朱学来限制或“控制”士人思想的举措，虽不无所见，至少未必皆如此。
72 焦循:《雕菰集·与刘端临书、与孙渊如书》，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版，无出版日期，卷十三，212-215页。
73 说详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07-308页。
74 此时的“考据”可以成“学”，很可能是20世纪初年那一股“方法热”的远因(按清季学制改革时，部分或受西方和日本的影响，那时的发凡起例者都特别注重“方法”，其课程设置中似乎每一学科都有“研究法”一门课，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方法热”)。而乾嘉人似并未意识到或至少未能充分意识到这里所牵涉到的治学内容和方法的差别，也缺乏相关的论证，故“考据学”这一学术门类是否成立，后来仍有进一步的辩论，一直延续到民国，详另文。
75 外篇的基本意思已见于《史无定向：思想史的社会视角稗说》(《开放时代》2003年5期)一文，大致是在该文一些内容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特此说明。
76 如章太炎在1902年即说,“心理、社会、宗教各论”，皆能“发明天则”，故“于作史尤为要领”。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331页。此后类似的表述不绝于耳，海峡对岸通常将这一取向称为“科际整合”，近年热情似已较大陆稍减，发展情形也不甚同，本文所论主要为大陆的现象。
77 这类正名努力表现得比较明显的是社会史，各种相关看法可参见前引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218页。
78 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前几年关于“脚注”的专书(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视野颇开阔，按我们所谓专门史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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